10月中旬，我收到一封台北来信，明黄的信封上是遒劲的毛笔字体：“湘声报刘敏婕小姐转呈戴锷将军收”。

　　心中略感疑惑，打开一看，竖排写就的行草密密地铺满了4张信纸，有的字我不擅长辨认，特意请了报社的书法爱好者戎哥替我读信。

　　信是85岁的原籍湖南攸县老兵侯人俊先生写来的，他看到我几个月前对“台湾陆军二十军中将军长”戴锷的报道后，托我向他的老上级转交信件。

　　在今年6月举行的湖南庆祝黄埔军校建校90周年纪念大会上，我遇到了原籍湖南沅陵的黄埔21期生戴锷将军。得知他为了回乡探母放弃晋升提前退休的经历，我在会后向他女儿提出了专访请求，她欣然同意。

　　当天下午，我和同事如约来到酒店听戴锷讲故事。谈起黄埔军校，我说上午纪念大会应该合唱校歌，他深以为然。我请他哼一段校歌，因咖啡厅有别的客人，他略感羞涩，笑着拒绝。

  我轻声哼起了前三句“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他意外地挑眉看向我，随即将校歌接了下去，直唱到最后一句。

　　这是我今年采访经历中最难忘的一幕。我和85岁的老兵戴锷相视而笑，合唱他70年前在黄埔军校每天唱的校歌。当然我后面的歌词记得并不确切，只能随声附和。

　　戴将军惊讶于80年代生长于大陆的我居然会唱黄埔校歌，其实我在一年前也和大部分同龄人一样，甚至从未听过这首歌。

　在去年采访湖南图书馆寻访抗战老兵的过程中，全程参与寻访的赵慧老师告诉我，不管老兵们年龄多大，身体状况如何，即使神志不清躺在病床上，唱起黄埔校歌都一字不漏。

　　她还谈起一个细节，寻访小组经常要翻山越岭寻访老兵，有的地方只能步行到达，他们扛着一面“寻访湖南抗战老兵”的旗子，走不动时便一起大声唱黄埔校歌，仿佛踏着黄埔前辈的革命足迹，如此便能充满动力。

　　我回去搜索黄埔校歌，当即被震撼，那种慷慨激昂和气势磅礴迅速将我带回几十年前国破山河在的战乱年代，一代代青年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即使他们有不同的政治理想，以后的境遇各异，但当年的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报国热忱。这首歌我在家里连放了几天，有时听着听着就涌出泪花。

　　同期我还采访了孙春龙，“老兵回家”项目的发起人和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当时长沙在全国率先启动“长沙幸存抗战老兵关怀计划”，长沙90余位老兵将得到每年1万元生活补贴，如今湖南各地都有类似的关怀计划。

　　“湖南对抗战老兵的寻访和关怀在全国是做得最好的。”孙春龙说，“当年210万湖湘子弟共赴国难，70年后，在湖南的官员和志愿者身上依然体现出了这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在去年7月12日的《湘声报》上，我这两篇关于抗战老兵的稿件做成了两个整版，背后是我几天几夜的奋战。

　　由于在酷暑中奔波采访，我严重上火以致眉心长出了一个硕大的疖子，忙于写稿的我不以为意，随便涂了点药膏，等交完稿才发现不可小觑，社区卫生院的医生严厉批评我太不重视，接连挂了3晚的消炎点滴，但最终在眉心仍留下了一条近2厘米凹凸不平的疤痕，难以遮掩。

　　妈妈看着我的脸摇头叹息，我却并不过分介怀，大概源于我在采写中获得的精神洗礼，已经能让我忽视这些瑕疵。

　　又想起今年清明，我随长沙黄埔后裔联谊会到岳阳忠烈祠祭拜先烈，参与的还有数位来自台湾的抗战将领后裔，这是海峡两岸的抗战后裔首次共祭英灵。来自武汉的国军少校营长史恩华侄子史新生告诉我，在长沙保卫战中牺牲于笔架山的叔叔终于拿到了民政部的烈士证书，而在申烈材料中有一份我在一年前做的深度报道，且是其中唯一的一份媒体报道。

　　那一刻我被成就感包围，不是因为史新生先生的真诚道谢，而是因为自己能为英烈尽到绵薄之力而倍感欣慰。

　　回到侯人俊老先生的来信，他在信中称呼戴锷为“长官”，并一直自称“属下”。他是戴锷将军担任预一师第一旅旅长时的少校军医官，曾经多次致信给戴将军均石沉大海，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得到将军的简略信函“以慰我怀”。

　　我立即打电话给戴锷先生在沅陵的亲人，得知他们几日后即将回乡小住。如等他们回沅陵后再给侯老先生回复，他起码得过十几日才能收到。想起老先生信中的殷殷期盼，我给戴锷先生发了两条短信，简要介绍情况并告知了侯先生的详细地址，并备注侯先生现在听力不佳，希望最好不要去电而是寄去信函。

　　几日后，戴锷夫人给我来电，说已到沅陵，戴锷在台北已经给侯先生寄信，相信很快能到达。戴锷先生也盛情邀请我去沅陵相聚，我说，“一定去和您畅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