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700多年过去了，人们依旧纪念着这位伟大的探险家，不仅因为他传奇般的开拓旅程，更重要的是，他是第一个对中国留下了详细记述的欧洲人。时至今日，马可·波罗的勇气和视野、开阔与坚定，仍然被这个时代深深地需要着。
700多年前，马可·波罗沿着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由海上丝绸之路返回意大利，若将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以下简称《游记》）中口述的地名串起来，就会发现这两条重要的驿路与今天倡导的“一带一路”几乎一模一样。
今年是马可·波罗逝世700周年，也是中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马可·波罗是东西方对话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至今仍彰显着意大利与中国文化交流的深度。”1月25日晚，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思在纪念马可·波罗逝世700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上如是说。
马可·波罗一行东进示意图。
这位穿越丝绸之路的冒险家，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他为西方发现了中国，西方也通过他的游记而发现了整个世界。美国《生活》杂志曾评选4位在1000年至1999年之间对中国历史进程及中外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外国人，马可·波罗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样的日子回顾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的相关历史，对世界各国共同奏响“一带一路”的华章，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作用。
到东方去
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倒推至700多年前马可·波罗生活的时代，那是13世纪的威尼斯，水道繁忙，大有成为地中海最富有的港口之势。当时，威尼斯商人在欧洲大名鼎鼎，他们的商船往来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把来自东方的丝绸和香料转手卖到欧洲各地。
如果去掉君士坦丁堡这一环节呢？即直接从东方购买商品再贩运到欧洲，显然会带来更大的利润，这让精明的威尼斯商人们跃跃欲试。恰好，13世纪崛起的蒙古连通了欧亚，为欧洲商人东进提供了便利条件，“到东方去”成为当时威尼斯商人的新理想。
1254年，马可·波罗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全民探险”的威尼斯。他的母亲早逝，父亲尼柯罗·波罗和叔叔马菲奥·波罗都是有抱负的威尼斯商人。年幼的马可经常跟着他们穿越欧洲各地开展贸易活动，与不同地区的人们交往，不仅丰富了他的见识，更培养了他的好奇心。
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终于有了一次与父辈共同探访东方古国的机会。两年前，尼柯罗与马菲奥去金帐汗国出售珠宝，返乡时恰逢战乱，兄弟俩阴差阳错地与波斯使团一起，到了元朝的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
这是一幅依据《马可·波罗游记》叙述，于1459年绘制的大都（北京）地图。图中部是欧洲人想象中的元大都忽必烈的宫殿，此图现存伦敦大英图书馆。
忽必烈命他们出使罗马教廷，请教皇选派教士来华，并把耶稣圣墓的长明灯油带到上都。但他们返回欧洲时，正值教皇去世，两年后，为了向忽必烈复命，他们带着17岁的马可·波罗重启东方之旅。
此行注定长途跋涉，艰难险阻。离开威尼斯后，他们一路南下，经过了广阔的地中海，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从这里到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兹就可以乘船直驶中国了。
然而，当看到霍尔木兹的船时，波罗一家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海湾地区的船都是线缝船，将椰子树皮中的纤维制成绳索，把木板缝起来造船，这样的船在远洋航行中很可能会被大风大浪摧毁。波罗一家认为这样走太危险，于是走陆路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
但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决定竟让他们遇见如此恢弘壮丽又别具一格的东方美景。以至于多年后，即使身在狱中，马可·波罗闭上眼睛，依旧能想起那美丽的东方景色……
丝路见闻
与水路相比，走陆路的艰辛程度可想而知。从霍尔木兹向东前行，首先要穿过的就是人迹罕至的伊朗沙漠，在这个渺无人烟的不毛之地，烈日在白天考验着他们的耐力，寒风则在夜晚磨练着他们的毅力，可他们并没有心生退意。
马可·波罗一行继续东行，过撒普儿干（今阿富汗希比尔甘）抵达巴里黑（即阿富汗巴尔赫）。撒普儿干出产的甜瓜给马可留下了深刻印象。巴里黑是伊利汗国（《游记》称为“东鞑靼”）的东界，波罗家再往前走，就进入了中亚。
当波罗一家到达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时，《游记》对此有着相当形象的描述，“不见草木人烟，仅见荒原”，“其地甚高，而且甚寒，行人不见飞鸟。寒冷既剧，燃火无光”。而且由于海拔高气压低，“所感之热不及他处，烤煮食物亦不易熟”。
《文史博览·人物》2024年第3期 《马可·波罗：穿越丝绸之路的探险家》
马可·波罗在荒无人迹、空气稀薄的高原上，骑马行走了12天，可以说吃尽了苦头。唯一能够苦中作乐的是，喷赤河谷与瓦罕河谷风景很美，栖息着众多水禽，还有大角山羊。这种山羊羊体肥大，羊角长达6掌。牧羊人甚至还用这种羊角围成篱笆，作为羊群过夜的遮护。欧洲人没见过如此硕大的山羊，将其称为马可·波罗羊。实际上，这是对帕米尔高原上独有的大角山羊的真实写照。
进入新疆地区后，和田一带给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有一条河流经过，在河里可以找到大量珍贵的石头，人们把它们称作碧玉和玉髓”，描述的就是中国久负盛名的和田玉。
随着向东行进的步伐，马可·波罗一家结束了他们的西域之旅，进入河西走廊。进入河西走廊的第一站是沙州，也就是因千佛窟驰名的敦煌。马可·波罗说，那里有许多寺庙和各种偶像（即佛像），居民对之极为崇敬。敦煌曾被中国人遗忘了几个世纪，但马可·波罗笔下的敦煌，商旅纵横，并不荒凉。
在肃州（今酒泉），马可·波罗发现了一种怪现象：“当商人们经过这里时，只能雇用习惯当地水土的牲畜，不能使用其它牲畜。因为此处山中长着一种有毒植物，外来的牲畜一旦误食，会引起脱蹄的悲惨下场。”现代兽医学研究表明，这是一种硒中毒现象，马可·波罗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记录此种病理现象的人。
沿着河西大道，波罗一家通过肃州来到了甘州（今张掖）。当时的甘州是一座大城，“最大而最尊”。离开甘州之后，向东骑行五日，波罗一家来到了凉州。
位于以色列北部、地中海东岸阿卡港，十字军时代的遗存。1272年，马可·波罗与父亲尼柯罗·波罗、叔叔马菲奥·波罗三人怀揣教皇给忽必烈的回信，从这里启程去往东方。
走出河西走廊后，马可·波罗一行进入了被称之为“天德国”（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的地方。这里的织造被称作“纳石失的金锦”，近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这种极为精巧的织物，而在马可·波罗威尼斯的财产清单中，马可·波罗家的毯子就是这种稀罕物。
1275年夏，波罗一家终于抵达上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忽必烈的夏季行营所在地。在此，波罗父子向忽必烈呈上教皇格里高利十世的文书，总算不辱使命。回头看来，从亚平宁半岛的威尼斯到元朝上都，三位旅行家竟走了三年半之久，这一路跋山涉水，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商队到达上都时已损伤过半。马可·波罗也在长途旅行中成长为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即将在东方书写属于他自己的传奇。
在中国17年
1275年的夏天很快过去了，忽必烈将波罗一家带入元大都（今北京），这里的繁华更加引起了马可·波罗的好奇和赞赏。“大都的街道，给人以横平竖直、整齐划一，犹如棋盘的感觉。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华屋巨邸，鳞次栉比”，他在《游记》里写道：“设计得如此精巧美观，简直非语言能尽述。”13世纪中期，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不知道煤为何物时，大都居民已经以煤代薪了，马可·波罗稀罕地称煤块为“黑石头”。“凡是世界上最稀奇最有价值的东西，都会集中在这里。”
此后，马可开始熟悉中国风俗、语言，以及书法、战术，认为东方的战术“精练至不可思议”。由于“甚聪明，凡事皆能领会”，马可·波罗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见他学问精进，仪态端方之时”，命他为官方使节出使。忽必烈喜欢搜罗各地风俗人情，马可便格外留意出使途中的奇闻轶事和风土习俗，仔细记录以便返回汇报。
马可波罗东进图。
留在元朝的日子里，马可·波罗也没闲着，他借此机会，开启了中国之旅。内蒙、甘肃、陕西、山西、四川、浙江、云南、江苏、福建都有他的足迹，每到一处，他定要深入探究一番当地的风景与人文，他还逐渐学会了汉语和蒙古语。
作为精明的商人，马可·波罗对他所游历之地的经济尤为感兴趣，如对中国的丝绸发展十分关注。他讲到大都丝织业的繁荣：“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他数种物品。附近之地无有亚麻质良于丝者，固有若干地域出产棉麻，然其数不足，而其价不及丝之多而贱，且亚麻及棉之质亦不如丝也。”还有涿州、太原、京兆府（今陕西西安）、成都府、叙州（四川宜宾）、强格里城（今山东德州）、南京城（今河南开封）、扬州，都是产丝重地。马可·波罗尤其提到行在城（今杭州）：“行在全境产丝甚饶，而商贾由他州输入之数尤难胜计。”
马可·波罗还向西方首次披露了纸币的秘密，称大汗通过发行纸币，“获得了超过全世界一切宝藏的财货”。1982年，在维修呼和浩特市辽代白塔时，考古人员发现元代中统元宝交钞一张，该钞为灰黑色麻桑皮纸，在忽必烈时期印制，大都子民用的，应该也是这种钱。
马可·波罗没想到，他在中国这一驻留就是17年。在此期间，他感慨大汗宫廷的金碧辉煌，也见识过大都街道的星罗棋布；他怀念杭州西湖的万种风情，也喜欢泉州海港的繁华喧闹。
《马可·波罗游记》里的威尼斯插图。
直到公元1292年，正逢蒙古卜鲁罕部公主阔阔真出嫁，忽必烈选中了马可·波罗一行人护送公主出嫁。受思乡之情煎熬的马可·波罗也终于找到机会向忽必烈提出自己要回国的请求。忽必烈一听，欣然应允，答应待其完成护送公主出嫁的任务，便可回到故乡。
1292年，马可·波罗一行从泉州走海上丝绸之路，经过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和斯里兰卡之间的海峡、印度西部的“香料海岸”、在霍尔木兹上岸到大不里士，然后穿过土耳其到黑海南岸的特拉布宗，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港口。他们从这儿上船，直到1295年末，马可·波罗一行三人经地中海，终于回到了思念已久的威尼斯。
“我只说出了我所见的一半”
在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城的第三年，威尼斯和热那亚矛盾激化，兵戈相见，战争爆发，马可·波罗也被卷入这场战争。
威尼斯战败，马可·波罗被俘，被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他在狱中结识了一位名叫鲁思梯谦的作家。两人一拍即合，决定由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写一本游历东方的游记，这便是后来的《马可·波罗游记》——“那样的遥远，土地是那样的辽阔无边，既文明又富庶，远远超过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欧洲”。
《马可·波罗游记》。
书成之后，当即遭到质疑，因为当时的欧洲还无法相信书中提到的东方奇闻。1324年，69岁的马可·波罗临终前，亲朋好友劝他删除书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并称唯有如此，灵魂才能前往天堂，可马可·波罗一刻也没有迟疑地回答：“我只说出我所见的一半。”
事实上，直到马可·波罗去世后，人们才渐渐意识到《马可·波罗游记》的重要价值：这本书不但对元朝的城市描写详尽，对中亚经新疆而至上都的陆上丝绸之路也有详细记载，还对日本、南洋群岛、印度、斯里兰卡、波斯湾、阿拉伯海等国家和地区有所描绘，堪称13世纪关于东方和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
如今，700多年过去了，人们依旧纪念着这位伟大的探险家，不仅因为他传奇般的开拓旅程，更重要的是，他是第一个对中国留下了详细记述的欧洲人。时至今日，马可·波罗的勇气和视野、开阔与坚定，仍然被这个时代深深地需要着。
文 | 吴双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