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最后一天，阎真的小说《沧浪之水》获得第三届毛泽东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犹如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拿了第一名，阎真难掩内心的欢喜和激动。

　　阎真喜欢文字，也沉醉在游弋于城市人文话语的快意人生。虽然一身的书生气质，与这个社会的世故有些距离，但这并不妨碍他用理性的眼睛去观察，用笔下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去再现社会的脉动。

　　在阎真的《这是我的宿命》一文里，有这样的话语，“如果我对创作有什么梦想，那就是，在一个自己已经不存在的世界中，还有人在读自己的书。这是痴心妄想，但也是最大的生命诱惑，一个比千万富翁的梦想更大的梦想。”

　　可以想见，这个以写作为生存方式的人，内心充盈着一个简单却异常认真的文学梦想。

从文宿命

　　阎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师范院校的老师，他从小在平静的院校氛围中长大。

　　年幼时，阎真对语文并没有特殊的感觉，倒是数学成绩拔尖。这样一直到初中时代，因为一个女同学，阎真开始走进了文字的多彩天地，“因为这个女生的语文成绩特别好，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里读，我很不服气，下决心要超过她。”

　　阎真因此与文学结下了缘份，但他并没有想到这个不解缘份将他与文学人生紧紧相系。

　　１９７３年，阎真高中毕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没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只好在社会上到处打零工。担土，挑沙子，倒预制板，这些活他都做过，但肉体上的磨难比起内心的空洞，是微不足道的。“未来一片渺茫，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也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即使这样，阎真并没有放弃学习，“有时候我把英语单词写在手背上，有空就看看。其实，我也不知道学习有什么用，为了什么，只是不愿意远离书本。”

　　迷茫的他，当时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到国营工厂当一名工人。１９７５年，湘潭电机厂技校招生，阎真在那里学了两年铣工后，被分配到株洲拖拉机厂当了一名工人。

　　１９７９年８月的一天，阎真偶然翻看一本《湘江文艺》，上面有一则“建国３０周年全省青年文学竞赛”的启事。不知是什么力量的驱使，他心中一动，就用几个晚上的时间写了一个短篇——《菊妹子》，文章投了过去，没想到竟得了奖。作品获奖大大鼓舞了阎真的信心，也在无意间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虽然从来没有上过一堂历史和地理课，但高考时阎真还是决定报考文科。

 “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树立了我的信心，那我跟文学的关系就不是今天这番景象了。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偶然的翻看，心中一动，还有获奖，这一连串事情的发生，是命运的召唤。这是宿命，除了宿命，别无解释。”

　　１９８０年，阎真以株洲地区文科状元的成绩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北大的学习生活，阎真感受最深的是她的宽容。“她以海纳百川的气度，让每一个学生沿着自己个性发展的方向自由选择。她允许我以小说作为毕业论文。是北大培养了我一种富于想象力的开放性思维。”

放弃绿卡

　　１９８８年，阎真前往加拿大留学，在那里呆了４年时间。然而，在众多“海漂”期盼的绿卡变成现实的时候，阎真却做出了一个令很多人都难以理解的决定——放弃。

　　在加拿大的４年里，阎真当过厨师、清洁工、塑料厂的工人，还送过广告。刚到加拿大时，在零下２０多度的时候，他连续七八天都找不到一份工作。“那时非常艰难，人种没有优势、语言没有优势、专业没有优势，那种苦，不堪回首。”

　　既然这么苦，苦尽甘来时，阎真似乎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甘甜，但他却选择放弃。至于原因，阎真说，非常个人。说到根本还是对中国文化的依恋，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依恋，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起来的，特别因为自己学的是中文，对中国文化有本能的依恋，对异国文化也有特殊的排斥。“这决不是理性观念的问题，而是情感本能的选择。”阎真不否认加拿大的好，“那里空气好，水质好，资源丰富，人口稀少，也有朋友劝我，一张绿卡值几十万人民币，就这么丢了？但我想，如果这张绿卡不能给我带来幸福感，于我何用？文化生存说起来有些玄，其实很具体，你是黄种人，你的语言不如人，你的文化感与主流社会有差异，这就决定了你的边缘状态。”

“这种边缘状态对人的自尊和自信是有毁灭性打击的。在大学教书，在研究所搞科研，人家把你当成一种工具，核心圈子对你是封闭的。比如在研究所，一个中国人，除非你有特殊的才能，像杨振宁、丁肇中那样，否则你很难独立进行一个项目，你扮演的只是一个高智商的打工仔。这种感受没有快乐可言，即使有，也是物质的，而非心灵的。”

抗拒“死亡”

　　回国后，阎真继续在高校教书，很长时间没有再写小说，似乎这一辈子与创作绝缘了。但“宿命”又一次发出了神秘的信号，以神奇的力量指引他回到创作上。

　　１９９６年，阎真出版了反映留学生活的小说《曾在天涯》，但当时海外题材的热潮已经过去，反响平平让他有些失望。之后，阎真构思两三年，开始写《沧浪之水》，并于２００１年出版。《沧浪之水》因描述了当今社会权力和金钱对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冲击，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并获得《当代》２００１年度奖、《小说选刊》两年一次的年度奖。

　　《湘声报》：你写这部小说的主要动机是什么？

　　阎真：西方有一种说法，叫做“知识分子死了”，是指在当代技术化社会中，知识分子失去了身份的象征。我自己是知识分子，痛感“死亡”之说正在演变为中国的现实。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人格意识正在淡化，而这两点正是知识分子的标记。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同时又是一套价值系统，甚至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不动声色的解构性，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挑战。我写这部小说，是对“死亡”的担忧和抗拒。

　　《湘声报》：小说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阎真：１９９６年我开始构思，２００１年小说出版。到现在已经出版了２１个版本，将近３０万册。

　　开始写的时候，并不明确要写什么，花了两年时间，做了一千多条笔记，边想边写。最初我想写成批判小说，批判当代知识分子。但进入写作阶段之后，我发现仅仅是批判，就把事情简单化了，因为历史语境、社会背景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功利主义已经合法化，提出个人利益和要求也是正常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已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孔子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小人喻利，君子喻义。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还以这个作为标准的话，市场经济根本就没法进行。

　　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嘲讽以至批判是容易的，可是要予以解析，却相当困难。但这是我最终为自己的小说定下的一个目标。在我的体验中，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他们在精神上遭到了严峻的挑战。这是历史的大变局。小说如果不对新的历史处境予以说明，不回应挑战，却只是展开道德上的批判，不但是苍白的，而且是逃避的。

　　《湘声报》：知识分子标记的缺失，这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时代的悲哀呢？

　　阎真：不能简单地说是时代的进步或是时代的悲哀。市场观念使社会在创造财富的时候，提高了效率。但从一个价值体系来讲，它无孔不入，向社会的每一个方面渗透，知识分子传统的精神、观念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被摧毁了，至少也是一种震撼。

　　我的小说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传统的精神资源在今天还能不能与现实发生有效的联系？“池大为”的精神坚守失败了，这种失败是不是具有普遍意义，是不是有必然性？余秋雨先生写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在虚无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向传统资源寻索，试图以此为依据建构当代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平台，这是他的散文一纸风行的根本原因。但我认为，这种努力的效力十分有限。因为他还在用传统的精神资源来应对现代社会的现实，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

　　传统的精神资源，我不是说没有用，但它的有效性已经大打折扣。既然市场经济是个无可动摇的事实，无可讨论的前提，那么在这个事实、前提之下，怎样建构时代的人文精神、价值标准、价值体系，尽管我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回答这些问题，但我必须提出这些问题。

　　《湘声报》：小说取名“沧浪之水”，寓意在哪里？

　　阎真：沧浪之水，其实就是两种选择，清和浊的选择。但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这种选择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湘声报》：“池大为”的身上是不是也有你自己的影子呢？

　　阎真：“池大为”的身上肯定有我的影子。看了这本书的人，都觉得我应该是一个老练、世故的人，文如其人嘛。但看到我这个人以后，却发现有反差，对不上号。我比较正统，是典型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湘声报》：在书里，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也是你想表现的主题之一。

　　阎真：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内心渴望得到一种“承担”的机会。承担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自我证实的需要，还是拓展自我生存空间的途径。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对权力的渴望，是正常的，有权力才能有更多的承担，才有干点什么的机会。正如小说主人公所体验到的，承担既是世界需要自己，更是自己需要世界。

　　但我觉得，权力机制对人的改造，是强迫性的，就是你必须遵循我的游戏规则不可。这里涉及到知识分子面对权力的问题，采取怎样的姿态，怎样进行选择。

　　《湘声报》：你没有在机关单位工作过，也没有当过领导干部，怎么会把机关里的事写得如此生动、真实？

　　阎真：我对官场的感知，来源于多方面。虽然我没有在机关呆过，也没有当过官，但是我看了很多相关的书，而且也听一些在机关工作的朋友跟我聊起他们的感觉，工作、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再加上我的想象，以及观察生活、社会的一些直观感受。

　　许多人问，你写的是不是湖南省卫生厅？我说，不是。卫生厅我只去过一次，去的目的是了解卫生厅，上上下下跑了一遍，把卫生厅的部门设置、结构等等情况摸清。我选择“卫生厅”在于卫生、医院与每个人都有关系，具有一种普遍可接受的基础。卫生厅与医院联系在一起，医院就与每个人的生活联系起来了，这样与生活近一点。而且，卫生系统有人道的背景，把人放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去思考，跟市场经济的冲突更突出一些。所以血吸虫、抗洪、赤脚医生等等内容都可以写进去，如果不是卫生厅，这些素材都用不上。

　　其实选择什么部门，并没有本质上的意义，只是选择卫生厅，更具有生命力的感觉。

　　《湘声报》：《沧浪之水》与其它官场小说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阎真：有人将《沧浪之水》看成是官场小说，但我的小说的关键词不是“官场”，而是“知识分子”。当然，我的小说写了官场，但写法与其它小说有所不同。以前有两种写法，一是写正义与腐败的斗争，如《抉择》、《大雪无痕》等，这种写法对事情的理解有善恶二分法倾向；另一种是以揭露黑幕为主，如《国画》、《羊的门》。我的态度在这两种之外。我不想以极端的态度表现现实。在我看来，现实的形态相当复杂，不是黑白二字分得清的。我要表现的是，知识分子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何去何从，以及他们的心态变化。歌颂和批判都不是我要表达的东西，我要表达的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与其他小说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每写一部小说，都会进行很多的理性思考。把表现的主角作为一个问题来思考，这是我写作的特点。

　　《湘声报》：有些人批评你给予小说主人公太多的同情和理解，你怎么看？

　　阎真：有的网友在网上批评我的小说，认为我对主人公给予了太多的同情和理解，甚至说我对他们心灵的堕落给予了太多的同情、纵容。我的看法是，我的确在用同情和理解的笔调来写这些人物，但我并不认为我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在书的结尾，池大为仰望天空，群星闪烁，深不可测。在这里，我的表达是，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有时要做一些迫不得已的事情，但从内心来说，还是向往崇高的东西，如果理解了这样的结尾，那就会明白，我不是赞成他们的蜕变，而是他们在生活和自尊的窘迫中无法坚守下去，也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坚守下去，很大程度上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我只是把它客观地反映出来。

　　《湘声报》：你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内容？

　　阎真：下一部作品是关于女性生存的。这部作品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重点资助作品。女性在社会中，当年轻、漂亮成为历史以后，怎样来面对这个世界。这个选题也是有感而发。为了写这本书，我已经读了几十本书，小说、理论书籍都有，做了一千多条笔记，所以我写小说的准备时间很长。我想应该不会失水准的。

阎真简介：

  １９５７年出生于湖南衡阳。１９８４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１９８８年获得湖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