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7日上午，75岁的杨天石独自飞来长沙，连续两天录制湖南教育电视台的《湖湘讲堂》；9日上午在湖南图书城签售岳麓书社出版的新书《帝制的终结》，下午又坐飞机去上海参加学术研讨会。
这位被称为“蒋介石日记研究第一人”的著名民国史专家虽然走路很慢，让人忍不住上前搀扶，但思维非常敏捷，接受本报专访时旁征博引，史料信手拈来。个性爽直的他以敢言著称，但也因此时不时“祸从口出”。他上次来长沙接受《潇湘晨报》采访时随口说出“蒋介石30年代曾提出‘为人民服务’，而毛主席说‘为人民服务’是在40年代”，原本有根有据的一句话竟引起轩然大波，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让老先生至今心有余悸：“一个帖子2000多个人骂你，有人恨不得扒你的皮，这滋味实在不好受。”所以再有类似发现，他选择不在公开场合讲，“我只能保证我说出来的都是真话，但有些话我可以不讲。”
杨天石向来喜欢文学，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想走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的道路。在北大期间，他因为积极钻研业务，“个人主义”突出，成为“白专”典型。毕业时他被鉴定为“严重右倾”，分配到培养拖拉机手的八一农业机械学校当语文教员，心有不甘的他埋头学术，写了平生第一本书《南社》。1962年学校下马后，杨天石调至北京师大附中教语文，一教16年。
从文学转向史学，杨天石说完全是命运的偶然安排，因为写过《南社》，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找他了解相关材料。1974年，杨天石边教书边义务帮近代史研究所干活，1978年正式调入近代史所。他刚开始想着干几年就回去搞文学，不料这一上船竟是下不来了。
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历史研究训练，但中文系出身的杨天石在文字上有着先天优势，他说他现在指导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文字过不了关，连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女儿也曾被他批评得掉眼泪。他对文字的要求就是8个字：准确，干净，流畅，生动。
尽管对中文得心应手，但外语却是杨天石的心结。从小学到高中，他学了8年英语，到大学改学俄语，结果两门外语都不灵光。42岁调入社科院近代史所后，他赶紧把英语捡起来，但依然不灵光。在美国，别人听得懂他的英语，他却听不懂别人的。因为要研究辛亥革命史，他跟着北京广播电台学日语；为了看明治时代的文件，还得学古日语。由于外语这个弱项，他在收集、使用资料上受到不少限制。
杨天石查资料异常勤奋，国内外档案馆跑过很多，但他不进中央档案馆,“因为即使去了，也看不到多少东西”。他不是中共党员，无法看中共历史档案。他因此羡慕杨奎松，因为对方在中央党校时看过许多国共两党历史档案。
问杨天石最想看什么秘密档案？答曰：“当然是毛泽东档案。”曾主编《毛泽东传》的金冲及告诉他，毛泽东的档案保存得非常完整，哪怕是一张小字条都保存下来了。“金冲及虽然看了很多档案，但是不肯说，更不肯写。”杨天石话语间透露出几分遗憾。
9月7日下午，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演播厅内，杨天石开始《辛亥：帝制的终结》第一讲，谈晚清时期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民主宪政道路。现场近百张椅子座无虚席，部分后到的观众只能坐在最前排的小板凳上。主持人向观众致歉，说这是栏目组第一次采取索票方式开放现场，没料到来了这么多人，看来杨天石先生的粉丝真多。
身高一米八的杨天石俊秀儒雅，他演讲前先给观众鞠躬，提到湖南时总说“贵湖南”、“贵长沙”；中场休息，观众上前请教或签名时均和颜悦色。刚做过《魏晋风流》系列节目的《湖湘讲堂》编导黄谊说，杨先生很有魏晋风度。
去年与杨天石合作过《湖湘讲堂》蒋介石系列节目的余学用回忆起当时在北京询问关于酬劳的要求时，杨天石说：“君子耻言利。”但学术研究需要经费支持，尤其是他近年多次赴美借阅蒋介石日记，一呆就是一两个月，而他能从官方得到的资助很有限，去年上海一位房产老板资助了他5万元赴美。
虽然腿脚不便，但杨天石的行程从未因此而稍有延迟：他来长沙前几天刚从日本回到北京，接下来还要去伦敦、新加坡。问是否有亲人或助手随行，他说：“谁出钱呢？”接着又挥手道：“没事，我现在还能走得动，就怕以后走不动了。”
对话杨天石：
湘声报：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许多出版社纷纷推出与民国相关的书籍，包括政治、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你如何看待这股“民国出版热”？
杨天石：我想这个现象反映了人们需要了解过去、了解历史的愿望。民国时代是距离新中国最近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我们的昨天。人们想要了解昨天是什么状况、和今天有什么不同，我们的道路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有哪些经验需要总结、哪些教训需要记住。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对于民国历史，特别是对辛亥革命历史有强烈求知欲的主要原因。
湘声报：蒋介石是民国出版物的热点题材，目前出版市场上有很多关于蒋介石的著作，你对这些书有什么评价？
杨天石：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蒋介石的各种类型著作出版很多，我估计大概有上百种，但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能够令人满意的成果。
湘声报：你对自己的作品满意吗？
杨天石（笑）：我的作品应该由读者去分析评价，我自己最好不要做自我评判。
目前研究蒋的著作中也不乏写得比较认真、严谨的，但是在我看来有两个问题。第一是没有完全摆脱过去党派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影响。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大部分写蒋的作品花的功夫不够。研究一个历史人物，要尽可能掌握他的资料，而许多作品在资料上没有花过很大功夫。
研究蒋介石至少有三处大的资料：
第一是南京的第二历史博物馆有大量档案，题目是“蒋介石个人全宗”，这是大陆对于蒋介石最集中的卷宗。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开放过几年，我曾经借阅过，但是这些年已经封闭了，这份档案我相信在中国看过的人很少。
第二是台湾的蒋介石文物，数量极大，应该说国民党离开大陆的时候把有关蒋介石的档案凡是机密的、重要的、核心的全部带走了，看过这部分档案的人到目前为止不多，而且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全部看完过。我自己也只看过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因为数量实在太大了。
第三个就是蒋介石日记。自从2006年开放以来，现在全国看过这个日记的人，我想几十个人总是有了，但是从头到尾看完的人可能也不太多。
同时在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还有大量和蒋介石有关的档案，要把蒋介石研究得很彻底，你至少对这些档案都要有所涉猎。
前两年有个美国人陶涵写过一本书叫《蒋介石和中国的现代化》，这是外国作者里利用蒋介石日记写的第一本书。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但他的书有一个什么毛病呢？他的中文能力比较低，蒋的日记他实际上看不懂。采用的是先提出问题，请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帮他去查的方法。比如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多次访问台湾，见到蒋介石，他们讲了些什么？然后他请中国学生帮他看，再翻译成英文，这种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就决定了这本书存在一定问题。具有高度科学水平、实事求是、比较全面地评说蒋介石的著作恐怕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出现。
湘声报：据说，你曾经因为研究蒋介石受到一些误解和攻击？
杨天石：2002年我出版了《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蒋介石在上世纪30年代把自己的一部分日记、函电、电报和书信的底稿、原稿等资料交给他的老师毛思诚保管。毛思诚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就把这些东西砌在墙里面。“文革”期间，红小兵抄家发现了墙里的这些资料，后来交给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我研究了这些资料后便写了这本书，经中央统战部两次审阅同意出版。
2003年美国发表了一篇名为《大陆重要学者痛说民族英雄蒋介石》的书评，国内网站转载了这篇文章。我的书里其实根本没有“民族英雄”四个字，但一些人没看过我的书就以“一批老红军、老八路军、老新四军、老解放军战士”的名义给胡锦涛同志写信，说杨天石吹捧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说在我们看来，蒋介石是头号战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如果蒋介石是民族英雄，那么我们这批老革命是什么？毛泽东是什么？他们还说，杨天石不是一个人，他这么做，肯定背后有后台。
锦涛同志当时批示“请奎元同志阅研”。我们社科院院长陈奎元把书看完后汇报：“这本书还是一本扎实的学术著作，是研究，不是吹捧。”最后有关领导认可他的结论，说此事到此为止，并派人跟我谈话让我放下包袱。
我曾经申请社科基金，但始终没有下文，就再也没有申请过。2006年美国胡佛研究院邀请我去看蒋介石日记，但他们提供的经费很少，我和所长张海鹏联名要求院方补助一张往返机票，外事局一位同志看到我们报告的第一反应就是“怎么研究蒋介石还要资助？”
我听了以后马上就写了第二个报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评价蒋介石是我们这一代历史学家不可推辞的历史责任”，结果很快批了来回机票。其实不光是研究蒋介石要支持，就是研究希特勒也要支持嘛，他是一个历史人物，你研究他和你怎么评价他是两回事，不是所有人都懂这个道理。
湘声报：你如何看待目前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对于蒋介石是否有所定位？
杨天石：我的看法是官方不要定位，一定位后历史学家没办法研究。评价历史人物唯一的办法是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交给学者们、交给历史来做结论。
实际上我们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官方人物对蒋发表过意见，从邓小平以后的领导人就没有再对蒋介石说过什么话。只有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时讲到，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分别承担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任务。
湘声报：这是不是官方态度的转折点？
杨天石：这当然是一个转折，其实更早的转折应该是胡乔木，他在抗战55周年军事博物馆开馆时说要表现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从那以后我们才比较多地承认国民党在抗战中有功。
但胡乔木讲话以后，当时有官员不高兴了：“怎么能说国民党是正面战场呢？如果国民党是正面战场，我们共产党难道是反面战场？”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出了一本《抗日战争大辞典》，这个官员说第二历史档案馆是拿共产党的钱替国民党保存档案，给国民党做宣传。
湘声报：前不久华文出版社出版了上下两册《蒋介石自述》，这是第一本在大陆出版的蒋介石言论集。你是否看过这本书？有何评价？
杨天石：不瞒你说，上海《东方早报》请我给这本书写个书评，我拒绝了。第一因为这本书只是把蒋的东西做了摘录，照片比较多，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它不是一本研究著作，适合社会公众阅读。
第二它说“包含了蒋介石日记的全部精华”，蒋介石57年日记，你那薄薄的一本书能把它的精华全部包括？这只是一种商业宣传。
湘声报：据说这本书在送审时一字未删得以出版。
杨天石：它本来就是一个摘录，那我就摘你通得过的东西，因此“一字未删”并不稀奇。当年毛泽东倒是气魄很大，说要编《蒋介石全集》，中华书局已经编到了1927年，从海内外搜集了大量蒋介石1927年以前的文稿，但后来不了了之。
某出版社出版过《蒋介石日记揭秘》，其实作者没有看过任何一本蒋的日记，而只是看了毛思诚家中搜出来的类钞本。其中漏洞百出，比如“公9月9日到长沙”，这本来是编年谱的人写的，所以称蒋为“公”，该书作者为了冒充蒋介石日记，就把“公”改成“余”，说“余9月9日到长沙”。蒋介石日记有4年遗失，他居然说把丢的日记也找回来了，公然骗读者。这本书售价80多块钱，据说还卖了好几万册。
湘声报：你曾经说过把蒋介石日记全部看完以后就可以写《蒋介石传》，现在开始动笔了吗？
杨天石：还没动笔，但已经在考虑了。我现在在写《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三本，写完后就可以为写蒋介石传记做准备了。
湘声报：相比学术著作，写《蒋介石传》是否会投入更多个人情感？
杨天石：传记可能会更生动，普通读者可能更喜欢看，但书要出版，还是会尽量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