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
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经历者、践行者和受益者,住湘全国政协委员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描绘了改革开放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的巨大变化。
“我的成长受益于改革”
杨维刚(全国政协委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省委主委)
我在1975年高中毕业后就下乡了。改革开放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恢复高考。1978年,我结束知青生涯考入大学。大学毕业后,我从工厂技术员干起,一步步成长,后来进入高校,先后担任过高校研究员、教授,组织上还送我去国外进修。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知识分子的地位不断提高,我切身体会到了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关心爱护,对民主党派成员的重视培养,这才让我从市长助理、副县长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领导岗位。应当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改革开放的经历者和见证者,更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作为一名入盟近30年的民盟盟员,我更深刻地感受到改革开放40年,是民主党派有为有位、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最好的时代。洞庭湖整治、湘江治理、脱贫攻坚等湖南重大任务,我通过参政议政参与其中,亲历了湖南的发展崛起。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多党合作和民主党派工作,就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多党合作事业发展进入了崭新时期。十九大以后,中共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前两天,习总书记看望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在联组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在“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总书记的讲话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改革开放给我最大的启示是,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决拥护改革、积极支持改革、认真推动改革,按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改革方向和目标任务,发挥特色优势,积极履职尽责,在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作出更大贡献。
“留学时感受到了巨大差距”
张健(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
上世纪80年代我出国留学的第一站是美国芝加哥。在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我确实感受到了我们国家在经济、社会、科技发展方面的巨大差距。我出国时,中国还没有高速公路,高铁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出国,只带了100多美元在身上,先乘车到上海,再从上海乘坐飞机到美国,再从美国国内转机到达芝加哥。
经过这些年,慢慢地,再到美国去时转车转机越来越少。长沙也可以直飞洛杉矶、纽约了,越来越节省时间,说明我们在快速地发展。
我记得,在2017年的一次调研中,刷新了我对电影院的认识。因为我从2000年回国到去年,还没有进过一次电影院。不去不知道,现在电影院已经有了非常先进的技术和超前的设计理念了。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我国科技创新方面,以前是跟跑为主,现在已经在更多领域并跑,甚至领跑了。
作为一个近14亿人口的大国,国家强大非常重要。改革开放后,我们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现在,我们已经站在“强起来”的起点上,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我们,都有一种难以言表的自豪感。
“以前我常常数高楼的层数”
杨伟军(全国政协委员、民革省委副主委、长沙理工大学副校长)
我是1979年读大学的,高等教育的改革,给了我们这代人改变命运的机会。我也成为了80年代的第一批大学生。
我学的是建筑专业。我出生、成长于益阳的一个县城里,那个年代,房子都很矮,到了长沙后,我常常喜欢抬着头走路,去数那些高楼有多少层,五层、六层、七层……
记得刚读大学时,长沙最高的建筑是五一路上的芙蓉宾馆,以及我们湖南大学的图书馆,九层楼,也算高楼了。
改革开放后,建筑行业发展速度迅猛。在长沙,后来有了20层的蝴蝶大厦,新颖的造型有别于过去建筑方方正正的火柴盒,特别是它的中部稍微凹进去,两边又微微凸起,楼顶附带建有一个蝴蝶结的造型,很是美观。我就这样慢慢从20层、30层,然后一路这样数过来。
现在基本上不数了,因为已经数不过来了。这一点,让从事建筑行业的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社会在发展,在进步。
“对外交流时的心态不一样了”
张国刚(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省委副主委、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副院长)
十八大以来,我感受到我们从“富起来”到了真正“强起来”了的时候。
以前大家可能有一种感觉,我们虽然富了起来,但在西方发达国家并不认同你。但近几年来,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世界认同度大幅度提高。
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90年代初期,我在北京协助我的导师处理签证事务。每天凌晨3点多钟就去排队拿号,然后看着面签的人们一波波进去,一波波出来。每一个人在大使馆门前都会特别忐忑不安,生怕被拒签,都像是在等待审判一样的惶恐。我目睹了很多很多的表情:签过了的,兴高采烈;没签过的,垂头丧气,真是冰火两重天。
如今,我们的对外交流越来越多,但心态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次我去美国开会,办理签证时,签证官问,是否带了学术文章原件,我们当时没有带,但我们很坦然。我们是学者,是科学家,是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如果真的被拒签,我也不怕。但那一次签证官特别给力。为什么呢?是因为湘雅医院的影响。那位签证官以前恰好在雅礼中学做过英语老师,了解湘雅医院。
从签证官的态度里,我感觉到了巨大的变化。以前常常是不把我们看在眼里,现在我们对外交流的时候是平等交流,甚至很多技术比对方领先,真真实实扬眉吐气了。我们已经站在中华民族复兴大门前,未来还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此,我充满了信心。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