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在美国国情咨文中说，中国有最快的高铁和最快的计算机，你们知道这两样都是在长株潭实现的吗？”“对于两型社会的政策，你们了解多少？”

　　   7月3日，在省社会主义学院5楼教室，湖南省长株潭两型办副主任陈晓红向台下发问。

  她提问的对象是学院第一届留学人员骨干培训班的学员，40余位从全省各市州遴选而来的学员集中接受9天的学习，由省内知名专家讲解有关中共十八大、政治制度、参政议政、协商民主、国防军事和创新创业等多项内容。

　　开办培训班的大背景，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3年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湖南富民强省对人才的需求。

　　  “很多海归对省情和留学人员政策并不了解，我们想尝试以培训班的形式，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湖南，接地气，为他们的创业和创新创造平台。”省社院科研处处长刘蓉宝对湘声报记者说。

　　海归们越来越多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曾在书中将中国近代以来的海归分为五代，清末的“幼童赴美留学计划”是第一代，1978年以后出国的是第五代。

  根据教育部今年初公布的数据，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305万，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超过144万。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人才处处长李武宁说，上世纪90年代初，不愿意归国的留学人员比例超过87%，而现在选择回国的已经接近这个比例。去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41万，留学回国的有35万人。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留学人员归来的主要原因，国内的庞大市场是他们最为看重的。

  在省社院的这个首届留学人员培训班学员中，就有不少人为此而归国。

  曾在俄罗斯学习多年的赵斌回湘成立了文化传媒公司，担任圣彼得堡华人华侨协会副会长的他成功组织了多次俄湘经济文化交流。

　   　曾技术移民加拿大的刘丹军，却在两年后举家回国。在国内时，他只想着国外的优越，比如教育和公费医疗，却不了解各种不尽人意之处。

　　　 令他对加拿大失望的与教育有关，国内三角形面积计算公式是“底×高÷2”，孩子的加拿大老师却教成“底×高”，考试时两种方法都算对。他当时就想带孩子回国，在国内接受基础教育。至于公费医疗的效率低下等弊端，他更是多次体会。

 “我还是喜欢中国，人就这么一辈子，要自己过得开心。”目前在长沙一家国企当高管的他，过得十分惬意。

  家庭也是许多留学生选择回国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是独生子女，父母并不希望孩子永远留在国外。

  作为法国尼斯大学的法学博士，徐琳在比利时有体面的工作和收入，但父母希望他能回国发展。身为独子的他为了弥补11年远离父母的遗憾，几经考虑后，去年回到湖南大学法学院当副教授。

  徐琳的家乡株洲近年来从一个污染城市变成绿色之都，变化之大令他惊讶。湖南良好的发展前景，也是他愿意放弃在欧洲的一切回国的重要原因，“我希望凭自己的理论背景和实践经验，为湖南做更多的事”。

　　从政门槛阻挡海归

　　   2009年，在英国从预科一直读到硕士毕业的长沙妹子谭滇湘创立了湖南省海归协会，目前拥有700多位会员。在她印象中，海归们创业的比例最高，也不乏进入国企者，但对于国内大学生青睐的党政机关，海归们却并不特别向往。

  据媒体报道，今年初，一位中央领导人在接见欧美同学会新一届理事会时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出国留学有300多万人，回来100多万，比例越来越多，怎么到政府里面的人越来越少？”

  其实，中国政坛一直不缺乏海归，从在美国学习的孙中山到留法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等，再到第三代领导集体中留学苏联的江泽民、李鹏等，而万钢、杨洁篪、周济等则是改革开放后留学欧美的一批海归官员。

  湖南也有不少海归官员，比如副省长张剑飞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博士，省卫生厅厅长张健则博士毕业于美国迈阿密大学，并在美国学习和工作13年。

  但与日益庞大的海归群体相比，政府里的海归确实少之又少。在省委统战部知工处处长盛完善看来，困扰海归进入体制内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体制屏障，依照正常程序，必须参加公务员统一考试。

  在首届留学骨干培训班的40余位学员中，仅有5位在政府机构工作，且大部分是当地政府通过人才政策引进。

  2012年从英国硕士毕业的周晨康，作为人才被引进永州市经开区管委会工作，尽管也通过了激烈竞争，但比起公务员考试来显然更得心应手。“我不会去考公务员，我的优势是专业技术，考那些肯定比不过国内的学生。”周晨康说。

  公务员的招考，对海归没有明显限制，也没有格外照顾。“很多海归说，现在鼓励提拔年轻干部，留学到30岁回来当干部就晚了，又没有特殊政策可以破格提拔。”李武宁说，湖南应该给海归从政创造更好的条件，让更多优秀人才可以为政府效力。

　　“还是要鼓励更多海归走进体制内。”作为此次授课的专家，现任省长株潭两型办副主任的陈晓红是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博士，之前曾担任中南大学校长助理、商学院院长。从高校领导岗位转到政府领导岗位是海归从政的重要途径之一，比如张健在担任省卫生厅厅长前是湖南师大副校长。

  在谭滇湘看来，中国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海归高级官员，“以后也许会有一种新途径，成熟优秀的体制外海归被直接吸纳进政府部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先考进去，再由政府培养成长”。

　　水土不服的尴尬

　　  “在国外和人家谈事情，咖啡馆里每人点杯咖啡，各付各的，谈完就走；但在国内得先约饭局，再约酒局，各种服务工作还得做到位。”谭滇湘的会员们经常向她抱怨。

  但如果谈判双方都是海归，事情就变得容易许多，与在国外时一样直接干脆。这也是谭滇湘和朋友们创立海归协会的原因之一，相似的背景令他们在一起时分外轻松。

  与那些没有留学背景的同龄人相比，谭滇湘认为最大的差异在价值观。比如在她看来，汽车只是为了代步，不会刻意追逐某个品牌，但回长沙后发现不少人非名车不买，甚至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

  作为南华大学侨联主席的李玉琼经常组织校内海归开座谈会，年轻海归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申请科研项目难。

  “申请项目不光靠科研能力，还有各种影响因素，统称为‘综合实力’。很多海归在高校没有导师、同学，评审时就没有为他说话的人，很难拿到项目，进而评不了职称。”李玉琼说。

  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是一些创业海归的难言之隐。罗炜豪从美国回到湖南创办了生物科技公司，在某县投资1000亩地发展农业，几年下来投资了七八百万元。

  “农业部也给了钱，国家开发银行也有农业贷款，但经过层层机构审批，拿到手上颇费周折。” 罗炜豪说。

  对于体制内的海归而言，微妙的人际关系则是他们必须适应的国情。此外，医疗、教育资源的过于紧张往往令他们望而生畏。

  2013年，武汉市向400多名海归精英颁发“绿卡”，可享受医疗费报销95%，子女入学可以有倾向性地安排在公办中小学和幼儿园就读。

 “湖南的海外人才吸引力在全国排在第11位，弱于邻省湖北。”李武宁说， 湖北至今引进的全国“千人计划”和全省“百人计划”人才分别为255人和232人，而湖南相应人数分别是74人和104人。

“所以前段时间省领导到湖北考察后，守盛书记连夜开会商讨，我们的人才工作也很有压力。”李武宁说。

　　海归“首先要放下自己”

　　　 在英国学习项目管理的周晨康，到永州经开区的初衷是能实实在在为家乡引进一些项目，但在综合办当主任和想象完全不一样，每天的琐碎工作令他感觉不能发挥所长。在省社院的培训班里，创业海归的朝气令他萌生退意，甚至考虑跳出体制自己创业。

  与他同是1984年出生的赵斌则建议他观望，“不管是创业还是从政，坚持才能成功，创业也有很多困难，坚持认真做事，机会说不定就是你的”。

  陈晓红告诉学员们，自己在中南大学商学院当院长时，看到一些刚回国的老师总觉得怀才不遇，清高孤傲，自然被渐渐疏远，而一些能迅速融入环境的海归往往能较快承担重要任务。

  “有人反映湖南的经济环境不够完善，‘小鬼难缠’，但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我们既然在这里创业，就要逐渐适应，适者生存，同时要有信心，看到政府也在不断改变。”陈晓红说。

  她告诫学员，回国创业要把握趋势、顺势而为，不要逆势而为，“比如长株潭发展两型社会，你就不要做高能耗的，而环保产业肯定大有可为。”

 “放下自己”是赵书军给海归的第一个建议，作为湖南省欧美同学会办公室副主任，经常有海归找到他倾诉或求助。

 “和海归稀少的时代不同，现在的海归确实没有那么走俏了，用人单位也比较清醒，能进入‘千人计划’、‘百人计划’的人才毕竟是极少数。”赵书军说，海归能否“归”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心态和努力。

  在赵书军看来，海归们要多和各界沟通，拓宽自己的人脉网络，多寻求合作机会，“除非个人有超强技术和能力，否则单打独斗很难成功”。

  罗炜豪便是朋友们眼中的“活跃者”，他创立了各种车友会和俱乐部，积极参加人大、政协和青联、侨联等组织开展的活动。“海归创业者面临很多尴尬，不能光指望政府优化环境，自己要从小处做起，努力获得资源。”他颇有感触地说。

  对于许多学员来说，这次留学骨干培训班是学习充电和拓展资源的好机会。从挪威回国的茆大炜对致公党湖南省主委、省监察厅副厅长胡旭晟和湖南师大教授朱翔的讲座最为赞赏，“讲得非常客观，至少能让我愿意接受他们的观点。”

78岁的国防科大教授周世光介绍的中国周边军事态势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十分吸引学员，其中他花了很多时间谈23位“两弹一星”元勋。

　　“这些元勋很多都是抛弃了国外优越生活条件回国，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进行科研。没有他们参与建设的强大国防，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幸福。”周世光顿了顿，接着对学员们说，“你们学成回到湖南，也是好样的！”

　　湘声报问卷海归

  ◆本报记者 刘敏婕　 实习生 陈琰妮　

　　　 在省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届留学人员骨干培训班中，湘声报向学员们发放了“海归调查问卷”，内容涵盖留学信息、回国情况、参政议政意愿等方面，共发放50份问卷，回收了26份。　

出国：近半学习商科和工科

　　　 在26位被调查者中，男性比例接近3/4，80%的调查对象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英、美、法是居于前三位的留学国家。　

　　　 近70%的调查对象在国外获得硕士学位，学习商科与工科专业的人数接近一半，大部分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时间超过3年。　

　　  “国际化视野”是被最多人认为从留学中获益的选项，其次是“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提升”，“外语”和“独立思考能力”则并列第三。

　　回国：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最难适应

　　　 在被调查对象回国后的职业中，自主创业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在高校和国企工作。26位被调查对象中，10人的月工资超过1万元，2人低于3000元。

  在融入国内环境方面，超过96%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渐渐融入了”，或“一直能很好的融入”；超过70%的人认为回国最难适应的是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不同。

 “提供有发展前景的工作机会”被50%的调查对象认为是回国最有利的吸引措施，“优先支持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主导的科技重大专项”和“为配偶/子女随迁提供帮助”也是很多人考虑的因素。

　　创业：政策不给力成创业主要困难

  6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海归就业和创业的优势是专业技能，其次是语言优势和人脉网络；反之，“不熟悉国内市场环境，战略制定不当”和“不会与政府打交道，遭遇行政审批阻碍”以及“无法适应国内人情社会，难以获得发展机会”则被认为是劣势。

 “政府相关政策配套不齐”被42%的调查对象认为是回国创业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其次是“融资困难”和“难以引进和留住适用人才”。

 共有5人回国后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其中2人通过，58%的调查对象表示“不想进入体制内”。

　　参政：希望成为委员和代表

  除1人外，其余的25位被调查对象在回国前都会关注党代会和每年的两会，并且都有参政议政的意愿，其中75%希望通过“成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方式参政议政，近半数的人愿意加入民主党派。

  反腐败、稳定经济和改善民生被他们认为是中国过去一年间改革最成功的方面。

　  　近35%的被调查对象有再“归海”的意愿，“国内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国内法制不健全”和“不愿意子女接受国内教育”是位居前三位的原因。　

　　  （湘声报-湖南政协新闻网记者彭英杰对问卷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