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在一个偏辟的小山村。父亲是一名乡干部，常忙于工作很少在家，家由体弱多病的母亲操持着。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但在六姊妹中最小，除了上学，只能帮家里干点力所能及的事。

　　儿时家乡的路，大多是走出来的羊肠小道，像蜘蛛网一样布满了田野和山岗。晴天走起来还算稳当，但雨天雪天却是举步维艰。

　　那时，生产队为了不误工，分粮总是放在晚上进行。一个秋夜，母亲嘱托大姐带着我去队里分粮。吃了很久红薯和稀饭的我似乎闻到了诱人的米饭香，一路哼着小调，欣然前往。分粮的结果却令我沮丧，我们家只分了80斤谷子！大姐说是因家里缺少劳力，工分太少。

　　不知是心情不好，还是泥泞的小路太难走，我感觉大姐挑起这80斤谷子有些吃力。我提着马灯细心地为大姐照路，上坡拉大姐一把，下坡就提醒大姐把脚踩稳。大姐咬着牙，一步一步地往家走，那越来越急促的喘息声，在寂静的夜晚格外响……

　　尽管很小心，大姐还是滑倒了，谷子倒落在泥地里，一时我们慌了手脚，不知所措，这可是我们全家的救命粮呀！大姐坐在地上抽泣，我知道她不是摔的痛，而是害怕母亲会骂她。我一边安慰大姐，一边把箩筐扶起来，小心翼翼地把没有弄脏的谷子捧到一个箩筐里，把沾满泥巴的谷子捧到另一个箩筐里，宁可多捧些泥，也不放过一粒谷。正好此时，另外的姐姐们举着火把来接应我们了，我们才舒了一口气。

　　儿时的冬天，雪总是很厚，天总是很冷。雨雪天到一里外的水井挑水吃，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

　　记得有一天，下了很大的雪，风特别刺骨，我陪二姐去挑水。回来的路上，我用锄头在前面为二姐铺路，遇到积雪厚的地方，就用锄头扫雪，遇到上下陡坡时就挖台阶。我们走走歇歇，看到二姐那力不从心、奋力挣扎的模样，看到不时从桶里晃出去的水，我真是恨自己还不能挑起家里的重担。

　　在我眼里，村里的每一条小路，都是用双脚搅拌泥土和汗水走出来的。

　　二

　　我终于走出了山村的小路，去了山外读初中。每次往返学校和家里，都要翻山越岭好几个小时。突然有一天，村里决定在崇山峻岭间修路了，要求家家户户都出工。

　　一个周末，学校放了几天假，我随着三姐、四姐来到修路的工地。光秃的山上飘扬着红旗，挂着震撼人心的标语——“人定胜天”“敢叫日月换新天”。男人们在最前面开山凿石，不时传来“哎哟”的劳动号子声。挑土的人们排着长队，弯弯曲曲像条蠕动的蛇。我第一次看到如此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四姐、五姐在挖土，三姐用簸箕挑土。我想去帮帮三姐，可三姐不让，说村里不准，因为我还小，拿不到那工分。我只好在工地上跑跑腿，帮姐姐们递杯水。

　　突然，耳边传来“快走开”的尖叫声。我回头一看，只见在四姐、五姐挖土的地方发生了山崩，大家都拼命往外跑。我毫不犹豫地跑过去，看到四姐倒在了地上，脚被一大堆土方掩埋着。我哭着拼命地用双手把土刨开，推开压在四姐脚上的那块石头。尽管有惊无险，但四姐的脚还是受伤了，不能走动。后来，她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高考都放弃了。等山里的赤脚医生把她的骨伤医好后，她跟随亲戚去了新疆。

　　等我到县城读高中的时候，村里的路已经修好了。从此，田里村有了一条通往外界的“大道”，尽管路不宽，也不平整，但出门的路却近了许多，而且走起来格外舒畅，偶尔还可以搭上顺风车。

　　通过高考，我跳出了“农门”，吃上了“国家粮”，在县城当上了一名教师。回家看望父母时，发现山里悄然发生着变化。回家的那条崎岖山路成了水泥路，村子里的新房拔地而起，儿时的伙伴大多已南下打工，在家的有的成了养殖场的老板，有的成了基建包工头……站在村后的山头上，俯瞰这片生我养我的村庄，熟悉、亲切但又陌生。朝夕相伴的姐姐们都出嫁了，儿时的伙伴不见了踪影，许多田埂小道也不见了，通往山上的小路两旁却长满了荆棘，山变得更青了。

　　究竟是人改变了路？还是路改变了人？我一时有些失落和迷茫。

　　三

　　如今，父母都已不在。可我还是常回老家看看那栋人去楼空的土砖房，走一走村里的那些路。

　　有一天，我接到村主任打来的电话，说有一条高速公路要从我们村里经过，我那栋老房子需要拆掉。挂断电话，我亦喜亦忧，欣喜的是我们村里有了高速公路，忧的是承载着亲情的那栋老房子将不复存在。在房子被拆除之前，我拍了很多老房子的照片，留下那份最珍贵的记忆。

　　独生女儿大学毕业后选择在千里之外的重庆工作，我预感到自己的老年生活会孤寂，起初很不开心，但我还是尊重她的选择。在女儿去单位报到的那天，我开车送她。上高速的地方就在老家附近，一路上走走看看，近十个小时后抵达重庆。尽管一路有些劳顿，但还是觉得十分惬意，毕竟高速拉近了湖南和重庆的距离。

　　后来，我从长沙坐飞机去重庆；再后来，高铁驶进了我的家乡，我便乘坐高铁去重庆，感觉重庆离我更近了。

　　路在变，从乡间小路变成了康庄大道，从灰尘扑扑的村道变成了高速、高铁。纵使路在千变万化，永远铭记于心的还是那拓路的精神和播撒在路上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