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陈忠实走了，离开了他热爱的黄土地和人民，陕西文坛的一角天塌了，人们都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获知消息的那一霎那，我的心一阵惊疼，陷入沉默之中。先生那熟悉的脸一点点地浮现在眼前。

　　说起陈忠实，人们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他那张沟壑纵横、尽显沧桑的脸。有人说，他的脸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乡村史。的确，他的脸很有特点，瘦削而有力量，简直就是另一部《白鹿原》。

　　初次见陈忠实，是1996年。那时，我正在咸阳师专读大学。在咸阳市工人文化宫举办的一次“双休日文学讲座”中，我们有了面对面的短暂接触。在那次讲座中，先生穿一件褐色的夹克，后背头梳理得一丝不苟，一副典型的关中汉子打扮，朴素、整洁、紧凑。一开讲，他地道的陕西土话，像普通的老农那样句句都很朴实，丝毫没有名人的架子和官腔，让人打心眼里不由得为他竖起了大拇指。

　　那次讲座，先生中肯地回顾并评价了建国近50年来陕西文学的创作状况，阐发了文学创作过程中如何实现自身的“三个突破”，即发表关、思想关、艺术关。讲座结束后，我请先生为我们办的学生刊物题词，他欣然写道：“独成一片绿荫。”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先生话少，不会客套，他说话几乎不用形容词，偶尔一两句玩笑话，会逗乐在场所有人。别人拿他开玩笑时，他那张沟壑纵横般的脸上，会露出憨厚的笑容。只听他说话，就知道他是一个地道的关中汉子。他语言朴实，却总能一语中的。对人生的感悟，他可以用最简单直观的语言来描述：“馍蒸到一半，最害怕啥？最害怕揭锅盖。因为锅盖一揭，气就放了，所以，馍就生了。”

　　陈忠实的人生充满了坎坷。20岁以前，在其父亲的意识里，是让儿子离开乡村，到西安或别处谋一份体面的职业。为了供陈忠实读书，他的父母亲常常变卖粮食和树木，生活异常艰难。高中毕业之前，陈忠实谨慎地为自己谋划着未来，他的打算是：上上策是上大学深造，其次是当兵，再次是回乡村。遗憾的是，当年大学招生名额锐减，他落榜了，军营也对他关上了大门。他只得回到农村。

　　完完全全当一个农民，陈忠实显然难以接受，好在他对文学怀有强烈的兴趣。于是，在乡村当教师、当公社干部之余，他把自己埋进了文学创作之中。1965年初，他在《西安日报》发表了散文处女作，编辑给他写来一封信，说他的散文比诗好，建议先写散文，然后触类旁通。陈忠实受到启发，集中写散文，连发了七八篇。1973年，他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以后就每年一部。

　　1992年，他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高贤均来信，得知长篇小说《白鹿原》即将出版，他流下了眼泪。原下祖居6年的写作，陈忠实几乎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动笔之初，妻子问他，小说如果出版不了咋办，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出不了，我就去养鸡。

　　《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后，陈忠实回到乡下，避开了热闹和喧哗，在沉静中积蓄着创作的力量。

　　“我现在又回到原下祖居的老屋了。老屋是一种心理蕴藏。新房子在老房子原来的基础上盖成的，也是一种心理因素吧……我站在我村与邻村之间空旷的台地上，看‘三九’的雨淋湿了的原坡和河川，绿莹莹的麦苗和褐黑色的柔软的荒草，从我身旁匆匆驰过的农用拖拉机和放学的娃娃。粘连在这条路上倚靠着原坡的我，获得的是宁静。”在一篇散文中，陈忠实这样自陈心迹。

　　这是他的生活，也是他的一种心理状态，宁静却不闲散。先生在乡下，读书也好，思考也罢，都是在酝酿“大事”，而那一部巨著《白鹿原》就是在乡下写成的。

　　陈忠实是一个从中国社会最底层奋斗出来的作家，他常爱说的一句话是“踏过泥泞七十秋”。一个“踏过泥泞”概括了他几十年深刻的生活阅历和生命体验。

　　如今，先生走了，但那一部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煌煌巨作《白鹿原》依然在黄土地上矗立着，一如先生的人格与精神：小说忠陈白鹿原，人走奇花艳千古；大家实纪秦川史，魂留文韵耀九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