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今年春节时给黄永玉先生特制的手工湘笔，准备在他回湖南时送给他。”在作坊里，黄希林拿出一个金丝楠木盒，里面躺着 10支大小不一、风格各异的手工毛笔。在小叶紫檀笔杆上，可见“永玉画笔”字样。

　　黄希林是一代湘笔名匠杨德富的四女婿，也是“杨氏毛笔庄”现在的掌门人。自杨德富18 岁自立门户创办笔庄（原名“世界笔庄”）以来，杨氏制笔工艺已传承近百年。

　　在长沙市芙蓉区南阳街，“杨氏毛笔庄”的招牌于形形色色的商铺中不易发现。这个位于一幢老楼的作坊，偶有三两熟客或散客慕名前往求笔，更多的时候，只有黄希林一人，戴上老花镜、系着蓝色围兜，专心致志地制着手中的一锋一毫。

只要开始制作毛笔，黄希林拿着岳父传下来的制笔工具，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这个在闹市中偏安一隅的毛笔作坊，其实只是一间约60平方米的简陋小屋，而里间，黄希林的工作室不过12平方米。

　　屋子虽小，却吸引了黄永玉这样的文化大家。屋里墙上挂着的“杨氏毛笔庄”黑底烫金招牌以及彩绘国画《洞庭烟水图》，都是黄永玉送给杨氏毛笔庄的礼物。

　　2002年，因长期买不到好毛笔而烦闷的黄永玉，委托一位工作人员在长沙找寻儿时习字用的桂禹声毛笔。这位工作人员来到南阳街打听情况。

　　南阳街在民国时期是有名的“笔窝子”，当时长沙市内有笔庄70多家，这里就集中了17家。 “彭三和”“王文升”“余仁和”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店家。

　　“当时这个工作人员碰巧到我们店里来询问情况，说是一位北京的画家需要毛笔，岳父杨德富告诉他，桂禹声早就不在了，倒是可以到我家拿几只笔试试。”黄希林说，岳父当时并不知道这位北京的画家就是黄永玉。

　　黄永玉拿到笔用了一阵后觉得好写，十分高兴，当即决定定购。

　　一个月后，黄永玉来到长沙，想到南阳街探望杨德富。杨德富却自认住房简陋，坚持去黄永玉入住的蓉园宾馆拜访。

　　“黄老主动问起岳父的年岁，知道岳父大他两岁后，直说以后你是兄长我是弟弟。”这让黄希林记忆深刻。

　　这次会面，黄永玉与老笔工杨德富一见如故，他紧紧握着杨德富的手感慨道：“几十年买不到好笔，外面买的笔，画到第二张就开叉脱毛。你做的笔，我很喜欢，现在用的全是你做的笔。”

　　说完，黄永玉主动提出，要用杨氏毛笔作一幅画送给杨德富。几天后，杨德富从黄永玉手上接过了这幅名为《洞庭烟水图》的画，画上题写着：“沧海桑田，余亦入耄耋之年矣。得遇德富老人，制笔近一世纪，为传统文化尽终生之贡献，特作此图，以表敬意。”

　　在后来的一次拜访中，杨德富和黄希林思考再三，想请黄永玉为笔庄写个招牌，“当时心中也很是忐忑，但老爷子随和、直爽，一口答应”。

　　16年间，黄希林共拜访过黄永玉5次，现在每年都收到老人设计的年历。在他看来，这是湘籍画家对湘笔的一种情怀和眷恋，也支撑着他坚守岳父的遗训——规矩做人，认真做笔。

　　“我不仅要将岳父遵循古法手工制笔的老手艺坚持下去，还要将老一辈对湘笔结下的情谊传承下去。”黄希林说。　　

　　2003年，经黄永玉、颜家龙等诸名家推介后，杨氏毛笔庄名声大振，一时间求笔者众。

　　杨德富却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将自产的500支二号兼毫毛笔全部销毁，这让不少人瞠目结舌。

　　原来，杨氏毛笔庄的毛笔历来都用生漆“靠头”，即粘接笔头。生漆的长处，是漆可顺着笔毛之间的间隙，逐渐渗透。它可将毛与毛之间，毛与笔管之间牢牢粘稳。这样做出来的毛笔便不会脱毛、掉头。

　　但因那段时间生漆供应不上，杨德富于是想尝试下新材料。谁知新胶渗透性不强，以致做成的500支笔中有掉毛的情况。

　　“当时岳父考虑到，若这批笔流于市面，不掉毛的尚好说，那少数掉毛的便会损害杨氏笔庄的声誉。因为很难确定哪支笔掉毛，岳父决定无论好坏，一律销毁。”黄希林说。

　　杨德富“规矩做人，认真做笔”的态度，对黄希林影响至深。

　　碰到第一次上门的客人，黄希林总是在介绍完手工制笔后，再添上一句“笔不要买多了，买一支试试就行”。

　　为何要如此提醒？黄希林解释说，毛笔素有“尖、齐、圆、健”的特点，“尖、齐、圆”都是在制笔过程中成形的，而“健”是无形的东西，需要根据客户喜好来制作。比如许多老人更喜欢硬一点的笔头，年轻人则喜欢软一点的笔头。而偶尔前来的散客，对这个规律大多不了解。

　　随着人们书写习惯的改变，湘笔日渐式微，长沙现在仅存莫家毛笔和杨氏毛笔庄两家。尽管如此，黄希林依然坚持诚信经营之道，“不为糊口，只求传承老手艺，不砸了自家这块老招牌。”　　

　　在黄希林的抽屉里，有长长短短几十块竹子做的衬板。这些衬板上根据毛笔头的大小，画着不同的刻度，用以比齐制作时所用的毛的长度。

　　衬板是杨德富生前用过的，而衬板上的老手艺，黄希林在几十年的耳濡目染中了然于心。“以前为了尽孝心，就在毛笔庄帮忙，岳父总说让我多看，不懂再问。”黄希林说。

　　2006年杨德富去世，7个女儿都会制笔，却由黄希林接下了杨氏毛笔庄。这个“外姓人”从帮工到掌门，接过了岳父的衣钵。

　　“岳父曾说，现在的制笔人不按旧法，不遵流程，造成毛笔质量下降。目前，市面上的毛笔多为机器加工，为降低成本，一般用尼龙化纤来做笔头，含墨量不够，还有脱毛、散锋、掉头和腰劲不足的情况出现。”黄希林说，在他这里，遵循古法是制笔的要义。除了刻字之外，几乎所有步骤都是手工。

　　好笔要有好毛，湘笔选毛尤其讲究。制作中，湘笔选取长江以北的黄鼠狼尾毛的中上部分，尾梢毛拖地，没有毛锋不可用；鸡羽须是阉割后公鸡的颈部羽毛，弯开后根根分明；羊毛则是选取山羊腋下、肚子上的毛。

　　“好的毛前面有锋，是亮的，不能弯曲。”黄希林说，大家口中的狼毫，事实上就是用黄鼠狼的尾毛制成的。他从身边的塑料袋里，翻出一截黄鼠狼尾毛拨了拨，“你看这截一指长的黄鼠狼尾毛，做不了几支笔。”

　　一支笔可由多种不同种类、形状、长短的动物毛混合而成，其间配料和配比极考验制笔者功力。湘笔中的“鸡狼毫”，就是由几种动物毛混合，这是杨氏毛笔的一大特色，这种笔的保水性好，蘸墨厚重写字多，不易开叉可以久用，多用于写小行书或者楷书。

　　“在制作鸡狼毫时，会在笔头的底部加入麻，增加混合动物毛的摩擦力，让它能够扎紧不掉毛，并且增加储墨性。”黄希林说，一支手工毛笔的诞生要经历120道左右的工序，每道工序都要“坐得住”，才能达到“尖、齐、圆、健”的标准。

　　其中，笔头的制作工序基本在水里完成，称为“水盆”。笔头完成后要经历笔杆设计制造、装配、诊笔、刻字等几个环节的案头工作，被称为“干作”。

　　挑选好毛后，脱脂、理毫、晾笔头步骤繁杂，黄希林戴着老花镜，用嘴咬着线的一头，将已经正好的笔头缠绕扎紧。

　　作坊的书桌边，挂着一排已经扎好的笔头，底下绑着水瓶，利用重力，用来收紧笔头。最后再选装笔杆，修笔刻字。每道工序，黄希林都严谨以待。

　　这些步骤，都需要老僧补纳一般的精造细做。只要开始制作毛笔，黄希林拿着岳父传下来的制笔工具，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这成为老伴反对他做笔的理由，她希望黄希林多走一走，多出去活动。

　　毛笔界有句行话：“一桌毛笔。” “一桌”指一批，数百只起，没有一支一支做的说法。“这一批笔做下来要近40天。”因为制笔耗时长，工序多，所以黄希林从不接大单。　　

　　2016年，杨氏毛笔庄撤掉了原本设在南阳街的门店，只留下了招牌和这间在旁边老楼里的作坊。在这之前，杨家姐妹一有空闲，总是拖家带口聚在笔庄内帮忙制笔。

　　“黄希林最讨父亲喜欢，总是跟在他后面学做笔。姐妹中，六妹最得父亲刻字的真传，我和小妹妹则最擅长修笔。”杨德富五女儿杨江柳感慨，姐妹们年纪大了，对于制笔已有些力不从心。

　　如今，67岁的黄希林坚守着杨氏毛笔庄，他不打牌、不抽烟，一人制笔，七姐妹平摊收入。对他而言，最大的乐趣是享受做笔的过程，以及与书画人士交朋友。

　　“这个毛笔店维持不了生计。”杨江柳的儿子邵泓力，自小在外公杨德富身边长大，尽管没有系统地学过，但对家传的制笔工艺也是熟记于心。杨德富的孙辈里，只有他掌握了制笔的工艺。

　　邵泓力还清晰记得，坐在案头“诊笔”的杨德富。“他会把不好的毛一根根挑出来，不断测试毛笔的弹性，一支笔要耗上半个小时。”

　　几年前，邵泓力也曾想做大做强杨氏毛笔。当时，为了方便外地客户宣传推广杨氏毛笔庄，他在网上开了一个淘宝店。

　　“但现在毛笔的需求量不大，销量不高。”邵泓力直言，市场清淡降低了这行的吸引力。

　　黄希林原本希望邵泓力接下这块招牌，但最终因“没什么钱赚”，加之邵泓力的本职工作太忙，而不得不把这件事搁置了起来。

　　“姨父想把杨氏毛笔越做越好，还进行了一些创新。”邵泓力说，黄希林对制笔工艺的讲究，真是对应了外公常说的“做笔像做人，抓住每一个细节，不能半途而废”。

　　画家邓辉楚曾向黄希林定制一款作画用的“矮脚雄锋笔”，由于邓辉楚对笔头有特殊的要求，黄希林根据他的意思，前后修改了七八次。

　　“用笔的人说好写就行。”黄希林说，岳父辛苦创下的这块招牌，丢了可惜，“能维系一天是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