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汤鹏为文“震烁奇特”，少年科第，一时被视为“天下异才”。作为湖南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汤鹏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以“则古”“尚变”为治学特色，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
汤鹏 (1801-1844)， 字海秋，自号浮邱子，益阳县沙头人（今资阳区沙头镇）。清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诗人
五岁刚过那年，汤鹏对父亲说：“爸，我要上学了。”“要得，我看一下黄历，看日子好不好，能不能上学。”父亲看了黄历后说：“海秋，今天是闭日，不宜上学。”
汤鹏回道：“爸，闭日好，门里有个才字，我一进门就是秀才。”父亲哈哈大笑说：“好啊，我儿应了个好彩头！今天就上学。”
在殷实而又浓厚的书香氛围里，汤鹏很早就表现出好学、上进的素质。十七岁那年，汤鹏入岳麓书院从山长欧阳厚均学习。在学院学习期间，汤鹏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明白读书是为了经世、实用，而不能做一个只知埋首书堆的腐儒。
因此，面对嘉道顽败的时势，汤鹏站在医治衰世的立场上，主张以古治今。
则古尚变之思
道光二年（1822），汤鹏连捷进士及第，即前一年秋天乡试中举，第二年春天进京会试、殿试考取进士，这是非常罕见的。
为文“震烁奇特”，为人神豪笃实，朝野诸皆好评。少年科弟，风光无限，汤鹏一时被视为“天下异才”。
官运亨通的汤鹏，才气逼人，一边做官一边做诗，不久便辑诗三千首。为救时除弊，他作长达22万字的《浮邱子》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作为湖南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汤鹏以程朱为治学津梁、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以‘则古’‘尚变’为治学特色，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湖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省社科联原主席郑佳明认为，汤鹏的政治主张主要是德、礼、法兼治，德治为本，他的政治理想，是尧、舜、禹、汤、文、武时代的政治。
汤鹏的学术思想并未在理学家的书斋中停留，而是对国计民生保持了充分的关注。“他倡言改革并提出一系列的政治主张、经济思想、文化理念以及外交政策，希图挽大厦于将倾。”郑佳明表示，汤鹏既循“则古”——遵循古代的原则，又推“尚变”——推崇变革，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返本开新”。
郑佳明指出，由于汤鹏始终没有掌握大的实权，所以他的经世致用不表现在事功方面，而是表现在学问上，要求识古通古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
面对列强的觊觎，清王朝本就抱残守缺、顽固保守，汤鹏意识到光靠“则古”就像是给满目疮痍、捉襟见肘的人穿上百结鹑衣，只能带来表层的体面，还必须对祖宗之法有所变更，于是，他大声疾呼“君子不能毋尚变”的“尚变”思想。
《文史博览·人物》2023年第5期《则古尚变为救国：一代诤臣汤鹏》
“大变局”与“文化困境”
作为晚清湖湘经世派的代表人物，汤鹏提出变革思想不是偶然的。
1840年，英国凭借坚船利炮，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新兴的工业文明与东方古旧的农业文明的碰撞，使中国遭遇千年未遇的大变局。
“为什么是大变局？不仅因为西洋的东西汹涌而至，而且还因为中国人一切都没有调整好，就被汹涌而来的新知识新经验淹没。”安徽大学徽学院教授周建刚认为，在晚清还未做好准备的时候，西洋人就来了。朝野上下赶快搜寻自己固有的文化底囊，匆忙翻检昔日圣贤的书本，可是没有像《甘露寺》里诸葛亮留下来应付变动的锦囊可以使用，于是，他们陷入了有史以来少见的文化困境。
在此“变局”时期，文化也有新旧之分，旧文化中的精英人物，能够认识到时代危机，有危机意识，变革要求，如汤鹏等人，实属难能可贵。周建刚表示：“但是旧文化精英，缺乏对时代的根本认识，把时代危机看成是传统王朝的危机，从旧文化中寻找锦囊妙计，”汤鹏的《浮邱子》，其实就是传统“策论”的一种。
汤鹏提出了四十条具体的变革措施，内容涉及经济、政治等方面，较深刻地剖析了封建社会末世的衰败症状，阐述了变革的必要。
在汤鹏思想体系里，“则古”是“尚变”的指导思想，“则古”是“则”古之“道”，而不是复古；“尚变”是“变”今世之“十弊”，离不开仁义之道的宗旨。汤鹏的则古尚变思想仍然没有冲破托古改制的传统变革方式的樊篱。
历史已经证明，用托古改制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只能从局部上暂时缓解矛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汤鹏的改革方法，同龚自珍等人的一样，更大程度上是时代局限性使然。
唯一解法：经世致用
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在《〈合奇〉序》中有言：“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何谓狂狷？古人所说的狂狷者，放在今天就是才能突出、坚持原则、敢于创新，有时可能性格倔强甚至不太“听话”，但如果帮带有力、管教有方，也能够干出一番事业的人。
汤鹏御史任上，清宗室工部尚书载铨叱辱本部司官崇曜，而崇曜也反诘抗争，道光皇帝将此事交尚书“吏议”。汤鹏不顾冒犯亲贵，据理力争，一个月内三上奏章，认为“司官朝吏过失当付有司，不可奴隶辱之”，并指斥载铨作威作福。
然而道光不但不采纳其整肃朝纲，依法治吏的正确意见，道光大怒道“实属不知事体轻重，不胜御史之任”，反以“言过当”为由，将其罢回户部。
“作为经国济世者，汤鹏至少是一个耿介的君子，一个开风气之先者。”中南大学教授孟泽认为，汤鹏的自负、率性和天真，让他无法与其所处位置相适应，“他不是一个富有心机的热衷于权力游戏的人，不是一个可以用经验和世故统帅自己性情的政客”。
即使被贬后“不得进言”，失去了有关国计民生的话语权，他托当时的户部尚书辗转上奏。道光虽也接见了他，仅只“报闻而已”。
这一切让汤鹏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尤其是深陷其中的末世官场的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以及更深入观察的空间。
藉此他辛勤著述编订，十几年间，写下《浮邱子》12卷、《七经补疏》7卷、《明林》24卷等百万字，堪称著述等身。
陶澍曾说：“余与海秋俱生湖南。而洞庭之澎湃，衡岳之岧峣，独海秋为能以精神气象放之于诗歌文字之间，故其所为今文古文，斐然登作者之堂。”作为政治家和“经世致用”文化的巨子，他看到了汤鹏诗文中穿透历史的万丈光芒。
汤鹏是湖湘近代具有狂者气象的士人之中的风气之先者，或者说始作俑者。每当历史进入大变革时期，无数新情况、新问题、新生事物冒出来，能够认识、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经世致用。
文 | 政协融媒记者 邹嘉昊
本文原载于《文史博览·人物》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