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新青年》如何唤醒一代中国青年，给沉闷的中国社会带来盎然生机？对中国进步青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一百多年前，《青年杂志》创刊，后更名为《新青年》，影响深远。
这份杂志有多厉害？当时，它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向封建传统思想展开猛烈攻击，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风暴，为“青年”这一新的社会群体走上社会历史舞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
那么，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新青年》如何唤醒一代中国青年，给沉闷的中国社会带来盎然生机？对中国进步青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油画《启蒙者》，图为《新青年》同人及蔡元培（左四）。孙大本 /作。
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
辛亥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有志之士认为，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救亡图存的希望在青年，而青年的希望在先进的思想。
当时，大批的中国青年久处思想的蒙尘与价值观的畸变之中，面对动荡飘摇的社会现况，或假寐或无力，呈现出社会责任感缺失、大局意识淡薄的“旧青年”群像。
因而当务之急便是开民智、启民心，从根本上改造人们的思想，尤其是改变青年人的思想，这才是救中国的“药方”。《新青年》即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他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向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希望，以“民主”和“科学”两大思想为武器，反对封建思想的主张开始萌芽。
《新青年》及其前身《青年杂志》。
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李大钊发表《青春》一文，大声疾呼：“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有为、奋发昂扬的气息跃然纸上、扑面而来。
1917年1月，陈独秀受蔡元培之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北迁。次年1月，《新青年》由最初的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编辑部同人”轮流编辑，不再接受来稿。
依托北京大学以及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氏兄弟等教师群体，《新青年》的文章面目焕然一新，影响急剧扩大。
《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从左至右陈独秀、胡适、李大钊。
《新青年》创刊之初就用“民主”和“科学”与“尊孔复古”的反动思潮进行了对抗，先后发表了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驳康有为共和平议》《复辟与尊孔》，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我之节烈观》及其他随感录，阐明了袁世凯、康有为等人鼓吹儒家孔教思想和复辟君主制度之间的联系，对封建家族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吃人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新青年》以先进、科学的思想，吸引了一大批有进步、自由思想的青年人，聚焦“破旧”(反对旧思想)与“立新”(传播新思想)，使青年摆脱旧思想的桎梏，科学精神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生活哲学，一种价值认同。不少青年学生通过杂志上的“读者来信”“读者论坛”发表蕴涵“新思想”的文章。从1917年始，《新青年》一连六期连续刊载来自四川成都的吴虞抨击封建制度、抨击孔教思想的文章，如《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礼论》等，从而让他名声大噪。
《文史博览·人物》2024年第4期 “《新青年》如何唤醒新青年”
杨昌济在湖南一师任教时注意到了《新青年》的反孔思想，开始投稿，并向学生大力推荐这本杂志，因此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青年深受《新青年》的影响。
毛泽东阅读了《新青年》之后，思想很早就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据他同窗好友周世钊回忆：毛泽东“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毛泽东曾说：“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1917年4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了一篇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指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
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文章，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次年5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这是中国人著作中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完整的介绍。
随着《新青年》越来越深入地传播马克思主义，青年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现存的矛盾。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很多青年学生如邓中夏、毛泽东、周恩来等逐渐建立起唯物史观，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走向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可见，《新青年》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呼唤人性的觉醒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对一代中国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摄影（1918年6月）。前排左起为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
开启了“新文学”的时代
1917年1月，《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开启了新文学革命的序幕，白话文运动由此开始。胡适认为要改良文学形式，并开始思考语言改造问题，认为文言文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必须对其进行革新，因此在文中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不主义”：“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之后，胡适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将“八不主义”概括为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清楚准确地表达了白话文使用的真义，是“有什么说什么”，要讲清楚自己想说的话，最终目的是要“统一国语”。
同年2月，陈独秀在第二卷第六号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高张“文学革命”大旗，声明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如钱玄同、刘半农（刘复）等都响应这种号召。
第四卷第五号起《新青年》完全改用白话文，出现了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充满了对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封建道德传统的批判精神。这篇小说和以后发表的《孔乙己》《药》《风波》等的出现，使得《新青年》文学革命的主张由理论变为现实。以此为代表的反封建作品开始增多，白话文运动达到高潮，从而开启了“新文学”的时代。
除了白话小说，诗歌也是“文学革命”的重要指向。在创作上，以胡适为首，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鲁迅、周作人等都参与了新诗的写作。《新青年》关于诗歌的变革催生了一批新式诗歌的创作者，产生了新月派诗人和作品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白话诗歌的发展，让青年学生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不再拘泥于古诗的格式和韵律。
在这场运动中，《新青年》运用“通信”“读者论坛”等形式激发公众参与讨论的热情，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追随“新文学”的脚步。青年学生如傅斯年纷纷用白话文写作，在《新青年》发表或散文、或诗歌，来创造新的文化理想，表达个人对社会新的希冀。
随后，白话文逐渐步入国语建设的方方面面，不仅成为文人交流、课堂教授、日常使用等方面必不可少的工具，更是教育传播的新兴手段。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先是通令全国小学一、二年级的国语课本改用白话文，随之又通令中学国语课本改用白话文。从《新青年》倡导白话文，到官方认可成为教育用语，走过了五年。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箭杆胡同20号。
“新风尚”对青年的唤醒
1919年1月15日，鲁迅的《随感录四十》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呼吁解放孩子。文中说：“有一首诗，从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来，题目为《爱情》。少年写道：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于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鲁迅说：“这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新青年》聚焦婚丧观念的改造和封建迷信的破除，对这些旧风尚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倡新的婚姻伦理观，鼓励每个青年将婚姻视为个人的事，这大大解放了青年的思想，他们开始摆脱家中“父母包办”的婚姻，向往自由恋爱、自由结婚。
从五四运动走出来的学生向警予，受《新青年》先进思想影响，在面对父母为她安排的“美好婚姻”时，她坚定拒绝，不愿成为“将军夫人”，后与共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蔡和森结为夫妻。
《新青年》还对旧式的丧礼制度进行了批判，第七卷第五号任右民《丧礼的改革》就是对胡适丧礼改革最有力的响应，青年学生对胡适的做法极为赞同，“越读越痛快，越读越佩服”，响应胡适的同时他们也提出个人对丧事从简的看法。
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部令。
《新青年编辑部启事》。
武昌中华大学新声社来信表示：“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
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发表署名杨潮声的文章《男女社交公开》，主张“破除男女界域，增进男女人格”。他认为中国自古传下来的旧思想限制了男女自由，男女不平等，男女交往的幸福与自由都被礼教摧残殆尽，女子没有任何权利更遑论参政权，呼吁青年男女互相尊重、平等交往。
这激发了青年女生参与革命的热情和积极性，引领学生打破旧思维，建立新的观念模式，指导他们在新的理论框架下参与革命运动。
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北京女师高的学生就是最早参与进来的，五四当天同男学生一起示威并参加斗争活动，天津女界也紧跟步伐，女学生作为一支主力军，参与运动的热情丝毫不比男学生逊色。思想洪流的激荡使得女性地位提升，女子走上了政治舞台。
可以说，《新青年》杂志及后来的五四运动，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让无数爱国青年投身于救国复兴之路的艰辛探索之中。百余年来，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日夜兼程，用奋斗凝聚起一个活力四射的青春中国。
文 | 吴双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