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声报记者李飞整理　湘声报记者闫利鹏/摄

　　水运宪，1948年5月生于常德，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六、七届省政协委员、第八、九、十届省政协常委。

　　作家、编剧、省作协副主席、省政协常委……过去的岁月里，我的身份在不断转换。但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委员履职，我一直坚守着一个初心：与生活贴近，与人民贴心，时刻怀揣着一种矢志不渝的使命感。

　　二十载政协履职经历，是我最为难忘的记忆。我深切地感受到，政协委员绝不是装饰身份的一片羽毛，作为委员，需要对人民、对时代、对国家有一份敬畏之心，肩扛一份责任，尽己所能，为人民疾呼，为时代、为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深入湘西创作《乌龙山剿匪记》

　　从1975年发表第一部作品至今，我的文学创作已经走过了45年。对于文学，我始终心怀一份敬畏之心。

　　1966年，我初中毕业以后，因为家庭原因，没能上高中，被招进常德电机厂做工人。按部就班的工作环境，很平静也很单调，闲暇之余，我便用写作填充精神的空虚。

　　1978年，我创作了剧本《为了幸福，干杯！》。当时我把剧本寄给多家全国有名的剧院，包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久，剧本获得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曹禺亲自批示，并让我去北京编排话剧。该剧首演便大获成功，随后还获得了全国优秀剧本奖。与此同时，我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这期间，我创作的第一篇中篇小说《祸起萧墙》，荣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随着这两部作品的问世，我也由业余作家转变成了专职编剧、专业作家，先后调入省广电、省作协工作。

　　1985年，时任湖南省广播电视厅厅长梅幼先，从参加新四军开始一直是部队宣传工作尖兵，1949年9月曾随解放军47军前往湘西剿匪。亲身经历过那场战斗的梅老先生，决定将湘西剿匪经历拍成电视剧。当时身为专职编剧的我，领到了创作剧本的任务。

　　《乌龙山剿匪记》剧本创作是属于上级交待的任务，作品诞生也实属不易。当时正处在思想解放的年代，写作剿匪革命历史题材并不被人看好。我还是坚持了下来，用7个多月时间，深入湘西大山深处，接触采访了100多名曾经当过土匪的群众及其后人，以及几十名参与过剿匪的解放军战士。

　　回到长沙后，我用半年时间完成了整个剧本创作。1987年，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播出，在全国创造了万人空巷的收视奇迹，并一举拿下“金鹰奖”等系列奖项和荣誉。

　　时至今日，我一直觉得《乌龙山剿匪记》的成功，得益于我真正走进了湘西人们的生活，通过一个个故事，写出了那段艰苦卓绝的激荡历史。

　　拍摄纪录片得到邓小平关注

　　1992年3月的一天，我意外地接到时任省委书记熊清泉的秘书打来的一个电话，要我赶到熊清泉办公室。

　　“小平同志南巡之前看了你们拍摄的那个片子。”熊清泉对我说。

　　“很好，很振奋，南方值得一去！”随后，时任省委副书记孙文盛也向我转述了小平同志观片后的评价。

　　他们所言的片子名叫《金海岸——闪光的思路》，是我1991年在珠海创作、拍摄完成的电视纪录片。

　　1988年，针对经济过热现象，国家实行治理整顿，一些开发区发展受到限制，一时间，改革开放政策似乎变得疑窦丛生。

　　1991年，几位从沿海回来的朋友告诉我：在珠海西区，当地人仅用3年时间，移山填海，造出了一个500多平方公里的开发区。我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不一般的信号，随即背起行囊去了珠海。

　　在珠海，我发现，西区的开发者们没有沿袭以往围海造田的老路，而是办起了旅游。

　　“闪光的不是豪气冲云天的干劲，是思路！”灵感的火花撞击着我的创作激情。当年9月开始，用了不到半年时间，电视纪录片《金海岸——闪光的思路》就摄制完成，还赶上了开发区成立3周年庆典。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又一个春天。1992年3月，我带着熊清泉托付的任务，再次前往珠海西区，请珠海的同志到湖南来传经送宝。我一去，珠海方面也很高兴：“小平同志来视察时，还谈起了你拍摄的那部片子。”珠海方面随即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派出高规格党政代表团来到湖南。

　　熊清泉在与珠海代表团座谈时，希望珠海能参与湖南的投资建设。没隔多久，珠海方面投资的8000万元很快到位，用于张家界旅游开发等项目。首笔“逆流”回来的资金，对当时湖南的改革开放有着开创性意义。

　　2018年5月，水运宪在娄底参加文学讲座，并向听众赠书

　　真切体会到民主监督有力量

　　1993年，我很荣幸地担任了第六届省政协委员，之后还担任了第八、九、十届省政协常委。20年政协委员经历，我为之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真正用行动履行了委员的职责。

　　我始终认为，政协委员的身份绝对不是装饰自己的一片羽毛，委员的身份落到你身上的时候，就多了一份担当与责任。只要你科学建言献策，是能起到不少作用的。

　　20年的政协履职岁月，我提交了30多份提案或社情民意信息。其中，有几个提案我至今印象深刻。

　　刚担任政协委员不久，我遇到了从广东汕头来长沙打工的三兄弟。他们向我道出了一桩辛酸事：三兄弟在长沙一家汽车修理厂打工两年，还被拖欠工资，临近年关，家里老父亲又生病，急着赶回家，兄弟三个却讨不到工资，走投无路。

　　一听到这个情况，我立马就把他们的遭遇形成提案，提交省政协提案委。几天后，提案委回复我，已经以“委员来信”的方式转到了长沙。很快，长沙市劳动监察部门迅速行动，出面解决了拖欠工资问题。

　　最后通过协商，这个汽车修理厂把油漆车间免费出让给老二自主经营，以抵债务。老二经营车间还不到两年，就大有所获，很快就在别处创办了自己的汽修厂。他们一家的命运得以改变。直到今天，这三兄弟都还跟我保持着联系。

　　通过这件事，我真切体会到，政协民主监督是有力量的。

　　持续呼吁取消长沙路桥费

　　长沙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收取路桥通行费。2005年，《长沙市贷款建设的城市路桥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办法》出台，规定每车每年征收840元，主要用于偿还城市道路桥梁建设的贷款。

　　我从这时开始对收取路桥通行费产生了质疑。车主在购买车辆时已经缴纳了购置费，这已经将“使用费用”包含在里面了，凭什么还要出路桥费？路桥属于城市基础设施，应当由公共财政支出买单。在2005年制定这个收费政策的时候，长沙市的机动车保有量仅约40万辆，此后几年数量迅速增加，这将形成巨额收费。

　　2008年省两会期间，我提交了一份“关于取消长沙市路桥通行费的建议”提案。这份提案以相关部门的书面答复予以办结，但并没有任何取消的迹象。我很不甘心。

　　当我得知，省人大代表彭庆光也在关注这个问题。为此，我们俩便联合起来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系列调研，还赴外省、外地进行对比调研。

　　长沙路桥通行费征收方式的实质是，无论通过桥隧与否、通过次数多少，一律按年缴纳规定的费用。我认为，这种方式既不合法，也违背公平原则。为此，我以“征收长沙路桥通行费既不合理又不合法”为题，又提交了一份提案。

　　相关部门予以回复：路桥费除了用于还贷，每年还要负责7000余万元的路桥维护等诸多费用，取消不具有操作性。

　　只要事情没解决，我就打算一直提下去，并想方设法寻找突破口。那几年，我还联合湖南大学教授白树仁等委员提交了联名提案。彭庆光代表也和我一样，连续多年就这个问题进行呼吁。

　　我们的坚持引起了省政府的重视，相关部门组织我和彭代表，以及长沙市政府、省政协等单位多次召开协商办理会，给我们解释说明。

　　2012年，长沙开始实施新的城市路桥收费标准：长沙市籍小车的费用由原来的每年840元降至每年600元。

　　我始终觉得，降低标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取消不合理路桥费，才符合民意和民利。

　　2013年，汪涵担任省政协委员，跟我同在文艺界别，这年年底我将不再担任省政协委员，便委托汪涵关注路桥费问题，希望他继续提交提案。汪涵欣然应允，一场“提案接力赛”由此开始。为此，汪涵连续两年提出相关提案。

　　2015年春天，汪涵打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在省政协与各界持续推动下，我们的提案建议终于得以实现。2月底，省政府办公厅复函长沙市政府，同意长沙自2015年1月1日起取消城市路桥通行费年票制收费方式，并暂停城市路桥通行费征收。在长沙已有20多年历史的路桥收费得以停止。

　　听到这一消息，我也很激动。政协是人才荟萃的地方，大家发挥各自优势，同舟共济，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开展建言献策、民主监督、汇智聚力，这是政协最大的优势，也是强有力的责任担当。

　　2018年，水运宪在书店与读者交流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