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田田

　　陈与义，字去非，号简斋，又号园公，是两宋之际最杰出的诗人。陈与义的早期诗风清新流丽、优美雅致，而晚期风格沉郁雄阔、骨节刚劲，这样的转变源于其遭遇的靖康之难，也是在他流落湖湘的时候形成的。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丙辰日，金国攻陷汴梁，时年37岁的陈与义正因父丧而去官，暂居陈留，遭此大变，也只能率家南逃避难。他在建炎二年入湘，抵达岳阳，之后又流落于巴丘、潭州、衡州、邵州等地。陈与义的湖南生涯艰险动荡，一方面国家多难，遍地战火，山河破碎，社稷凋亡；另一方面，老百姓在战火中受苦受难，挣扎求生，十室九空，百不存一。“小儒五载忧国泪，杖藜今日溪水侧”“遭乱始知承平乐，居夷更觉中原好”，在山河痛恸、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的流亡路上，陈与义的诗风突破了前期拘囿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而把视野投向了国家和人民遭受的苦难，艺术风格也变得雄沉悲壮。

　　民族的浩劫，激起了诗人的满怀悲愤，爱国主义与忧国之情成为陈与义湖湘诗歌创作的主旋律。

　　如《伤春》一诗，“庙堂无计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峰。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锋。”

　　此诗情绪悲愤，激昂难平。诗人在首联痛骂满朝文武空食俸禄，却无力排解国难，笔锋直指统治阶级——“庙堂”，正是因为“庙堂无计”，才害得国家社稷倾危，老百姓生灵涂炭。颔联以“上都闻战马”“穷海看飞龙”，指出正是投降主义造成了山河沦陷的恶果。“初怪”“岂知”两词，语气跌宕惊诧，表现了诗人对于宋高宗抵抗不力的失望之情与不满之意，痛心疾首，愤不欲生。颈联连续化用李白、杜甫的经典名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表达了诗人感时伤怀的忧愤：国家遭遇劫难，孤臣之恨足有三千丈之长，然而那灿烂的春花却是开了又开，依旧是没心没肺地花团锦簇。

　　尾联以“稍喜”结语，热切歌颂了长沙将领向子諲率领军队抗击金兵的英勇无畏。金兵所犯之处，都遭遇刚烈的长沙军民迎头痛击。这一及时的胜利给了诗人光复河山的希望，在结尾处不由得意气昂扬起来，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向子諲和长沙军民的无限崇敬。

　　又如《观雨》一诗，“山客龙钟不解耕，开轩危坐看阴晴。前江后岭通云气，万壑千林送雨声。海压竹枝低复举，风吹山角晦还明。不嫌屋漏无乾处，正要群龙洗甲兵。”

　　写作此诗之时，陈与义正流落在邵阳的贞牟山上。尽管自己流离失所，一场倾盆大雨又打得他住的小屋东淋西漏，但诗人却激情高涨。为何？原来是他得知湖南军民击败金兵的好消息，不由得兴致盎然、浮想联翩起来，尾联“不嫌屋漏无乾处，正要群龙洗甲兵”化用了一个典故：周武王伐纣时，恰逢一场大雨，军队人心惶惑。此时姜太公站出来说：“这是老天在帮助我们洗刷兵甲，助我们胜利啊！”于是士气高涨，伐纣战争大获全胜。面对这场瓢泼大雨，诗人顾不得自己的屋子到处漏水，竟暗暗地祝祷起来：莫不是上天要帮助我大宋再复山河？抗金大业可一定要取得胜利啊！

　　绍兴元年，陈与义流亡千里，终于抵达了当时南宋的首都绍兴，再次踏上仕途。他为人正直清廉，努力振兴朝务，在大臣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但他力主抗金的志向却与宋高宗甘心偏安的小算盘相背。在主战派被宋高宗屡屡黜退后，陈与义也被迫在绍兴八年退出实职，于当年十一月含恨逝世，终年四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