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五官：眉、眼、耳、鼻、口，各有不同，各司其职。眼视，耳听，职能较单一，“心无旁鹜”。鼻、眉与口，就复杂些。口，除了吞食、咀嚼及品味，维持生命的基本，还有说话这一大功能。

说话，属于灵性的需要，人际间的交流与沟通，精神上的表情与达意。人，不吃饭，不可；人不说话，亦不可。即使哑巴，同样需要以手势助说话。不过，说话大有讲究，不仅表达内容有正误之虑，话多话少也有得失之忧。言语不当，轻则声名狼藉，重则有掉脑袋的危险。

就说近日，郑州市某社区一女干部就因“言多”招致轩然大波。在一次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社区基层的防疫工作时，她话锋一转，动情地称因防疫错过了女儿成年礼而不无歉意。就是这句题外话，招惹了众怒。

女儿成年礼和社区居民安危，孰轻孰重？虽说刘姓干部有些委屈，可网民批评倒也恰如其分。后事如何，我未予关注，可留给人们的警训深刻：言多必失。

文学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在小说、戏剧中，主人公因言多而失掉官职、失去生命的大有人在。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关乎说话的文学，文中延津的小韩县长就因话多，任上只干了半年多，就被撤了职务。

小韩三十出头，燕京大学毕业，在民国初年算是高知。在他看来，讲话先从学堂讲起，再普及民众，遂办起了公学——“延津新学”。按说，启民智是一着好棋，可半年时间，居然到新学演讲62场，平均3天一场。等省长老费巡视延津，还沾沾自喜，把办学当作了政绩汇报。

老费走后没几天，小韩县长就被撤了。原来，老费不喜说话，且认为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10句。可到了延津，一天下来，老费没说什么，小韩说了3000多句。“他小嘴不停，是做县长的材料吗？治大国如烹小鲜，50年固守一句话就不错了，他半年讲了62场，都说些啥？”连提携他的新乡专员老耿也怀疑他错生了年代。

小韩因话多丢官，乍一看属于省长官僚。可想一想，“讷于言而敏于行”，不是中国做人做事的箴言警句吗？尤其是基层官员，理当少说多做，勤政务实，方为正道。

纵观中国历史，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的个案俯拾即是。“融七岁，能让梨。”可融的人生则是个悲剧。由于自小聪明过人，孔融很早就入仕为官，且和曹操成了同僚。凭心而论，此公才华横溢，堪是文人界的翘楚。但他做人却有些糟糕，侍才嚣张，骄恣放纵，尤其嘴巴不饶人。因不满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便多次不给曹操面子，当众驳斥曹操的决定，不仅公开反对颇符合民情的《禁酒令》，且每日在家中喝酒，以示对政令的抗议，最终惹恼了一世“奸雄”，一家老小惨遭满门抄斩。

公平而论，孔融的人生悲剧，似乎并不能全然归咎于“话术”。只是，言多必失，祸从口出，教训深矣。其实，好好说话，凡事不妄言、不狂言，不喋喋不休，不摇唇鼓舌，应是每个人都该有的基本素养，也是一场善意的修行。

文 | 刘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