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湖南报告文学首次获得该奖项。四年一届的鲁迅文学奖，每次评选出5部获奖报告文学。对于写作报告文学十余年的纪红建而言，40万字《乡村国是》的创作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新生。
“我不想创作一部表扬稿式的作品，那样难以留下思考与启迪，也不具有资政价值。”纪红建告诉湘声报记者，“只有写出老百姓的心声，写出脱贫攻坚的难点、痛点，才能触及心灵深处，作品才会有温度和生命力。”
获奖并不意外
接受采访时，纪红建正忙于另一篇以铜官窑和“黑石号”为切入点，反映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长篇报告文学。对于报告文学圈内人来说，纪红建作为风头正劲的青年报告文学作家，此次获奖并不意外。
2017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乡村国是》，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评选的2017年中国优秀报告文学作品排行榜中位列第三，前两位作家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上溯一年，纪红建和铁流合著的《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在2016年的榜单中排名第二，第一位是何建明。
“黝黑中透着几分红润，朴实得就像田野里的一棵稻子。”看到纪红建，顿时觉得作家何宇红对他的描述恰如其分，这是他少年时在望城新康乡农村留下的生活印记。
1996年，纪红建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在解放军某特种警备团新兵连时，经常把训练感想、连队好人好事写下来投稿给军区《战友报》。部队领导很快注意到纪红建，将他调至团机关任新闻报道员。
调到军区机关后，热爱创作诗歌和散文的纪红建，开始创作军史和其他纪实类作品，并曾为三军仪仗队、国旗班写过纪实文学。
在部队，纪红建常听老首长们说到一个人——哑巴红军。在干部档案里，他的姓名是哑巴，出生年月不详，中央红军途经四川大渡河一带时，红军战士误将哑巴当作奸细而带上长征路，他机缘巧合成为中央警备团炊事班的一名挑夫。晚年时按副师职待遇离休。
虽然只是零星听说哑巴红军的故事，但这个人物的形象在纪红建脑海中挥之不去。2005年通过大量采访，他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哑巴红军传奇》。
作品完成后，纪红建给《中国作家》杂志投稿。不久，时任杂志主编何建明打电话邀他见面，并断言“这部作品会成为你的成名作”。《哑巴红军传奇》在《中国作家》头题发表后引起轰动，多家影视公司要求购买版权改编剧本。
对于27岁的纪红建来说，创作报告文学的开局顺利。2009年，他转业到湖南毛泽东文学院，继续进行报告文学创作。
在深贫山区看到人性光辉
“从《哑巴红军》到《乡村国是》的十年步履，我们欣喜地与他一起收获成长的骄傲。”这是2017年纪红建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时得到的评价。
“何建明老师曾经跟我说，我后来的报告文学比不上《哑巴红军传奇》。”纪红建坦言，尽管过去十年间笔耕不辍，也获得不少奖项，但似乎难以取得突破。
他暗自下决心，要用心写出一部好作品，湖南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周熠用“野心”来形容纪红建对创作的渴望。
纪红建在四川南部县碑院镇林坝村采访村民张定科
2014年底，省作协组织作家到湘西采风，纪红建心中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冲动，要记录下发生在中国各处的脱贫攻坚行动。
他四处搜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有关于扶贫的报告文学和理论书籍，看了157本后心里有了底：尽管有不少反映扶贫的作品，但要么是材料汇编，要么聚焦一时一地，自己还有创作空间。
写作计划一公布，许多朋友表达了担忧。“他们觉得这个题材很难写好，担心写成表扬稿式的作品，难以出彩，难成佳作。” 纪红建回忆。
背着简单的换洗衣服、电脑和相机，纪红建自费深入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罗霄山区、闽东山区，以及西藏山南、新疆喀什等脱贫攻坚主战场，走过湖南、云南、甘肃、宁夏、新疆、贵州、广西、西藏等14个省（区）39个县的202个村庄。
在宁夏海原县史店乡徐坪村，纪红建采访最后一个搬离窑洞的贫困村民李德成
坐在行驶于黄土高原的大巴车上，看着车窗外的满目苍茫，纪红建脑海里想着采访过的人和事，常常莫名流下泪来。
在重庆黔江区濯水镇，72岁的老人徐明德向纪红建诉说着山区的今非昔比，老人紧紧拉着他的手说：“我们最感激的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但不知道怎么表达，你是作家，能不能把我的这个想法写到书里，让北京的领导们看到，知道我们的感恩之心。”
在宁夏海原县，县扶贫办扶贫股股长张维权的帮扶对象罗老汉家500多只即将要出栏的獭兔全部死了，他和罗老汉抱头大哭。
在四川巴中市恩阳区柳林中学，兔兔爱心助学团队的创建人——张彦杰和丈夫李友生多年来走过巴中的山山水水，行程4万多公里，一对一长年资助数百名特困学生和孤儿……
纪红建在西藏隆子县隆子镇忙措村采访
走遍深度贫困地区后，纪红建说，他从老百姓与自然抗争的坚韧不拔上，看到了人性的光辉，虽然说一些人存在“等靠要”思想，但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直都在。
行走中的理性思考
行走在远离繁华的贫困山区，纪红建发现山区面貌整体好于自己的预想，绝大部分都通了水、电、路，即便在最贫困的宁夏西海固地区，绝大部分居民都已经迁到新的居住区，少数正在等待搬迁。
《乡村国是》中，一个个贫困乡村各具形态，致贫的原因与脱贫的路子也千差万别：山高路远的湘西十八洞村发展以猕猴桃为主的生态产业，地处穷山恶水的福建宁德赤溪村经由整村搬迁步入新建的小城镇，辈辈“砍山”都四季无收的广西凌云县陇雅村以“养山”种植铁皮石斛迅速致富,新疆喀什朵儿其乡14村从蜗居土坯房变为开发庭院经济，贵州天峨县汉尧村的吕昌发以养山鸡带动四乡八邻致富……
纪红建采访广西凌云县泗城镇陇雅村党总支部书记吴天来
扶贫专家对近年来扶贫数据的分析，让纪红建看到了两条走势相反的曲线：一条，每年扶贫资金越来越多；另一条，每年减贫人数越来越少。两条曲线，折射出扶贫攻坚工作的艰巨性。
十八洞村
对于农村电商，纪红建看到，随着农村电商迅速发展，很多地方政府希望农特产品经由网络畅销全国，“但是上了网，并不等于就能得到消费者认可，为电商而电商，可能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正因为这些理性的思考和建议，让《乡村国是》得到高层领导的关注。“脱贫攻坚的巨大贡献需要赞扬与歌颂，但必须是理性的赞扬与歌颂。”纪红建说，一部没有功利性的作品，谁都不会轻易否定它。
对 话
以平民视角聚焦国家战略
湘声头条：脱贫攻坚是一个很大的题材，最初是怎么定位的？
纪红建：最开始我有种“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但我不想写大话、空话与套话，这样会使整部作品变得苍白无力。思来想去，我决定站在平民的视角，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聚焦在人性、精神和情怀上，既重点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攻坚场景，也注意历史的延伸；既写扶贫攻坚取得的成绩，也呈现中国扶贫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既歌颂脱贫攻坚道路上人性的光辉，也心怀忧虑，注重反思。
湘声头条：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些所谓大题材的报告文学，作者总是有模有样、捏腔拿调、卷着舌头说话。你在创作中是否有意识地避免落入这种状态？
纪红建：写作这类作品，确实很容易写得“高大上”，难接地气；既不是官样文章，也不是文学作品，不伦不类，那显然是没有生命力的。我希望质感、鲜活且有个性地体现国家的扶贫战略，所以用接地气的故事和叙述，把传统的主流叙事转化为作家个性化的叙事，尽量让作品有感染力。
纪红建在吉首市社塘坡乡十八湾村采访
让作品留下更多思索空间
湘声头条：两年多的采访过程中，你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纪红建：在麻怀村，在十八湾村，在陇雅村，在汉尧屯，贫困山区群众那种自强不息、坚毅与顽强，各级扶贫干部的无私奉献，还有贫困群众自然流露的感激之情，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贫困山区确实难，难于生活，难于扶贫，难于脱贫。但再难都挺了过来，大家都在攻坚克难，难已经成为过去时了，或者已经渐渐成为过去时。就包括那些丧失劳动能力、曾经对生活无望的群众，也因为搭上了精准扶贫这趟列车，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生活境遇发生了变化。看着浩浩荡荡的脱贫队伍，我看到了喜悦与温暖，更看到了一种豪迈与自信。
湘声头条：书中每章都表达了你的很多思考，有的甚至不乏尖锐。
纪红建：报告文学存在的价值在哪儿？就在于思索。以前出台一项政策、采取一项措施就可以解决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脱贫，现在减贫政策效应递减，需要以更大的投入实现脱贫目标。采用常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推进，难以完成任务。
我想让这部作品可以留下思索的空间。在看到中国脱贫攻坚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告诫自己坚守独立的人格、立场和思想。如果不这样，各地脱贫攻坚就会显得千篇一律，也就没有了独特的故事、个性化的人物，留下的不是思索的空间，而是无声的叹息。
END
文｜湘声报记者 刘敏婕
图｜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