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声报记者 刘敏婕

省政协委员、省扶贫办巡视员张智勇   湘声报记者  闫利鹏/摄

《扶贫大事》剧本　　　湘声报记者  闫利鹏/摄

　　“这场前无古人的脱贫攻坚战，一方面要坚持取得最后的胜利，一方面也需要用优秀的影视作品记录下来。”省政协委员、省扶贫办巡视员张智勇没想到，自己在亲身参与脱贫攻坚的同时，能以另外一种方式记录这场战役。

　　2月26日，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召开工作推进会，专题研究电视剧《扶贫大事》创作事宜。张智勇以编剧之一和扶贫部门领导的双重身份，介绍了剧本创作前期筹备情况。

　　“目前全国各地对精准扶贫作品题材的创作热情很高，但《扶贫大事》是我们最为看好的剧本，我们在制作和宣传上将深度参与。”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教中心主任黄承伟在专题推进会上表示，他希望《扶贫大事》努力做到艺术性与观赏性的完美结合，拍摄成一部无愧于时代和历史的精品力作。

　　“把政治主题变成生动的故事”

　　在国家级贫困县凌山县，上一任县委书记因为不作为、乱作为被免职，市委决定将优秀区委书记关爱民调任凌山县委书记。在关爱民和县委班子的努力下，凌山县不仅打赢了脱贫攻坚战，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突飞猛进。

　　这是《扶贫大事》剧本的故事情节。一年前，张智勇接到省政协委员、省广电局局长张严的邀请，参与创作一部关于精准扶贫的电视剧本。尽管扶贫工作非常繁忙，但张智勇没有太多犹豫就接下了这个任务。

　　湖南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战略思想首倡之地，6年来全省共减少贫困人口680万。记录下这场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正是张智勇的心愿。

　　张严之所以“找上”张智勇，因为他不仅熟悉扶贫工作，也是一个有创作经验的“文学中年”。2004年，时任双牌县县长的张智勇在《十月》秋季号发表长篇小说《潮湿岩》；在担任新田县委书记期间，他根据《潮湿岩》改编而成的电影剧本《武当龙影》，在央视电影频道重播了不下百次；调省里工作后，他又创作了反映湘南农村60年改革发展的长篇小说《九嶷山情路》。

　　为了创作好《扶贫大事》剧本，张智勇利用休息时间写出了5万字提纲，然后和作家黄晓阳、编剧邱光劲一起讨论和策划剧本。他负责把握全剧，白天工作，晚上创作，两个月内和黄晓阳一起创作了70万字的43集剧本，他的代价是瘦了12斤。得益于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心里装满了素材，写起剧本来非常顺畅。

　　“那段时间晚上几乎没怎么睡觉，但是能够把各级各部门齐心协力抓脱贫的全景展现出来，再辛苦也是值得的。”张智勇告诉湘声报记者，这个剧本最难之处在于，如何通过文艺表现手段把政治主题变成生动的故事。

　　为此，剧本设置了许多充满矛盾张力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关爱民本来是市领导的提拔人选，却被突然派到了贫困县，别人议论纷纷，认为他犯了错误；贫困山区和城区有区别，关爱民最初不知该怎么抓扶贫；扶贫办主任周庆芳很有情怀，却因种种原因受到误解和非议……

　　剧本完成后，省内专家们给出的一致评价是真实：“剧本整体把握得比较好，没有深刻体验，写不出这种真实感。”

　　“不少情节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四跟四走”产业发展思路，“一授二免三优惠一防控”扶贫小额信贷，“互联网+监督+社会扶贫”模式、“四扶四建”“四不两直”……

　　尽管《扶贫大事》并未明确故事发生的省份，但凌山县的各种扶贫思路中，可以明显看出有精准扶贫的“湖南模式”。

　　凌山县的脱贫攻坚历程，是湖南许多贫困县的缩影；而关爱民的困惑和坚持，也是许多县委书记的真实写照。张智勇表示：“很多干部刚开始不知道怎么抓扶贫，但只要有爱民情怀和干事创业的责任感，就会边实践边思考。”

　　剧中展现了凌山县委班子内部关于精准扶贫的认识分歧：一些县级领导认为凌山县发展要以城市建设、招商引资为主，不主张把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扶贫上，但关爱民认为扶贫不是一种负担，而是凌山的发展机遇；关爱民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有的领导却以权谋私、破坏环境，对扶贫工作形成阻力。

　　张智勇坦言，关爱民身上还有自己30%的影子——“爱民情怀、敬业精神、敢作敢为，一心扑在工作上”。书中有不少情节是他的亲身经历，比如两个村的械斗一触即发，关爱民赶到现场调解，族长提出要他喝酒，“你跟我喝，就是看得起我；你喝得过我，就听你的”。当时中央八项规定已经下来，工作人员跟关爱民说不能喝，但他还是一口干了酒，村民觉得县委书记很接地气，一场争斗由此化解。

　　在张智勇眼中，有许多关爱民式的干部把人民当亲人，把工作当乐趣，把成绩当鞭策，为了发展经济，有时要打擦边球，有时则忍气吞声。

　　有干劲、愿意大胆尝试的干部，往往面临各种风险。在风能发电过程中，为了令贫困户早日受益，关爱民在环保批文还未下达时表态“扶贫的事特事特办，边上边批”，后来因此遭举报而被中央环保督察组约谈，故事戛然而止。

　　“留点悬念给观众。”张智勇笑着说。

　　感受扶贫方式的深刻转变

　　宁远县九嶷山下的西湾村，是张智勇的故乡。这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曾是省级贫困村，耕地少、交通不便，已于2015年脱贫摘帽。

　　西湾村是湖南千万山村的缩影，看到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这是张智勇和同事们最大的欣慰。在他看来，精准扶贫不仅是脱贫，而是通过脱贫实现农村管理、发展和治理方式的变革。

　　作为曾经长期在县里工作的干部，张智勇对扶贫方式的转变有着深刻体会：“首先，脱贫攻坚的目标明确了——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以前说脱贫，到底脱谁并不明确，往往最需要扶贫的人并没有享受到扶贫的阳光雨露，现在精准到户、到人。”

　　各级各部门和全社会力量都被动员起来共同扶贫，则是最大的转变。张智勇表示，脱贫攻坚原本就是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但以前很多人认为扶贫就是扶贫办的事，其他行业部门对于扶贫的职责定位不清晰，难以落到实处，扶贫办在协调这些部门的过程中，往往遭遇不买账的情形。

　　“脱贫攻坚战以来，各部门的行业扶贫责任都压实了，从被动变为主动，有力提高了精准扶贫的效率。”张智勇坦言，由宽泛扶贫到精准扶贫，从大水漫灌变为滴灌，很多干部不适应，“做几个项目很容易，让单个贫困人口脱贫，激发他们内生动力、使他们真正强起来很难，需要花很多心血”。

　　“老百姓讲感情，你只要给予他，他就一辈子记得你。”令张智勇感动的是，在基层检查过程中，经常有老百姓主动找到他，表扬某位扶贫干部“比儿子还好”。

　　“希望扶贫干部看了觉得很真实”

　　“我记得去年你为基层扶贫干部呼吁，还流了眼泪。”2019年1月27日，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联组讨论中，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对刚发完言的张智勇说。

　　2018年初，许达哲参加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联组讨论时，张智勇谈起各级扶贫干部的工作压力，尤其是为扶贫事业献出生命的干部时，忍不住哽咽落泪。

　　作为从乡镇走出来的干部，张智勇对农村工作感触良多：“党和人民的嘱托压在扶贫干部身上，他们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社会地位都还不高，却长年牺牲自己的生活，起早贪黑、一心一意扑在扶贫上。”

　　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他看到一些年轻干部谈恋爱的吹了，想生孩子的没有时间，父母病了也没时间照顾，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几年来湖南倒在脱贫攻坚战线上的有几十人。因此，各级各部门、全社会为脱贫攻坚的付出，是张智勇在《扶贫大事》剧本中最想表现的主题。

　　在剧本里，有因为救老百姓而受伤的乡党委书记，也有自掏腰包组织老百姓修路的村支部书记，都是张智勇在工作中遇到的或听说的事例，“正是因为心里装着千千万万的扶贫干部和扶贫故事，所以写起来一气呵成，没有需要过多思考，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从脑海中飘出来，促使我把故事写完”。

　　目前《扶贫大事》剧组邀请了擅长主旋律题材创作的上海电影集团资深制作人贺子壮参与，搭建了包含60后、70后、80后等年龄段在内的编剧组，以期最大限度地覆盖收视群体，并向国内众多实力派演员发出了邀请，计划今年5月开拍，于2020年播出。

　　“我希望这部剧拍摄出来后能达到三个目的，”张智勇说，“凡是参与了脱贫攻坚的人都觉得是亲身经历过的事，不是捏造出来的；观众感觉接地气、喜欢看；影视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艺术性高的正剧。”

　多地严控“一票否决”，为基层减负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决定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其中提出严格控制“一票否决”事项，不能动辄签“责任状”，变相向地方和基层推卸责任。

　　通知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目前，全国有多地已出台文件，要求严控“一票否决”事项。

　　“一票否决”作为干部考核制度，突出政府在特定时期的重点工作，在实践中起到了不少积极作用。此次基层减负为何严控“一票否决”？记者日前在安徽、江苏等地采访了解到，有些地方滥用“一票否决”，设置数量众多指标让基层干部不堪重负。

　　“一票否决”在基层被滥用

　　近年来，“一票否决”在基层出现滥用现象：除了中央明确实行的人口和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安全生产和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风险、党风廉政建设等项目外，不少地方还加入了教育科研、物价涨幅、城镇建设、税费征收、招商引资等诸多事项，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江苏北部某县一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最多的时候他们“头顶”17项“一票否决”事项。

　　在安徽中部某市，一区政府将“治理住宅区油烟”纳入“一票否决”项目；在一些地方，档案管理等工作也要接受“一票否决”。江苏北部某县一乡镇干部告诉记者，当地信访和城建工作都纳入了“一票否决”，去年镇上有一户因合同纠纷去省里上访，“结果既当作信访问题，又作为城建问题，年底考核背了两项‘一票否决’，一年白干。”

　　此外，还有不少变形的“一票否决”考核压在基层干部身上。安徽一乡镇党委书记告诉记者，去年一年，他至少签了20份责任状，“多到自己都记不清”，不少责任状都明确表明与升迁、评奖评优等挂钩，实际上是“一票否决”的延伸。还有干部介绍，类似的还有全员目标责任书、军令状、保证书等。

　　还有一些地方规定，“一票否决”不得直接出现，应根据领导批示、大会发言圈定当年考核事项。但一些受访干部告诉记者，“完不成全员扣奖金”“不达标全部下岗”等，是一些地方领导大会小会的口头禅。

　　滥用“一票否决”易造成形式主义

　　“一票否决”为何在基层被滥用？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一票否决”的考核设置，罔顾工作实际，多年一成不变。一位基层计生干部表示，在放开单独二孩的今天，“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在很多地方依旧沿用老的考核体系。如在育龄妇女自愿上环、结扎等新规定下，仍将上环率、结扎率作为考核项，引起群众不满。

　　还有地方无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一刀切”地设置“一票否决”项目。记者采访发现，有偏远山区贫困县出台招商引资“一票否决”，要求全员外出拉项目。当地一干部说：“这不是丢了脱贫攻坚的主业吗？”

　　“一票否决”的滥用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不少形式主义。一名村干部告诉记者，为了迎接村容村貌的年终考核，他们连夜上街“地毯式”捡垃圾，一些地方在接受评估检查时甚至弄虚作假、蒙混过关。

　　以更科学考核真正为基层干部减负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一票否决”滥用的原因，是上级部门不愿动脑筋思考更符合实际的考核方式，推卸责任，转移压力风险。南华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副教授欧阳爱辉说，“一票否决”层层加码的根源，在于一些地方依法行政思想未能真正全面贯彻，科学的基层政绩评价体系和指标没能有效构建，加上个别部门存在急功近利追求政绩的心态。

　　今年1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提出除中央和省级党委明确要求外，各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乡镇和街道设置“一票否决”事项。

　　今年以来，多地积极为基层减负。记者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7个省市出台文件，清理“一票否决”事项。安徽、四川等省份明确提出，凡是中央未规定或未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的“一票否决”事项一律取消；杭州、武汉等地市明确，严禁擅自对乡镇设置“一票否决”事项。

　　竹立家认为，当务之急是做好“一票否决”的持续规范清理，强化“一票否决”在政绩考核中应有的震慑威力和激励效果，并建立起退出机制，当“一票否决”并未推动实际工作开展时，需对这一措施的实施效果做出合理评估，对于一些不合时宜的“一票否决”事项及时清理。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勇建议，应探索多种激励手段和考核制度，切实做到考核重日常、考评看民意、考用比实绩，在基层减负年真正给基层干部减负。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