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彬彬与《中国村落史》

这些坐落在广袤田野的村落，为“中华文明何以能够延续至今”这一经典之问提供了鲜活答案

文 | 吴灿

2021年9月，暑气方消，胡彬彬的《中国村落史》出版了。这本得到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的学术著作，不仅在出版当月就占据当当网历史类书籍销售榜单第一名，而且截至2022年11月仍占据京东“经久不衰文化史榜”第七名。2022年，该书获第十七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并入选2022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推荐书单。

30余年的时间都交给了村落

这本书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84年7月24日。

一个离开校园才一年的大学毕业生，在那一天背着行囊，随着颠簸的汽车穿过湘西南的崇山峻岭，在黎坪肇兴、榕江本里、丛江岜沙和雷山西江的那些村落，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对一个成长于湘中的人而言，平常所见都是砖瓦民居，突然之间看到如此密集的干栏式建筑，一时就有些惊奇甚至是惊艳之感。那些极富民族特质的人文景观，与原始的自然风貌融为一体，吸引了年轻的胡彬彬的目光，也触动了他的心灵。他觉得这些“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村落，都在静静地等待他的到来。他感觉自己的灵魂正在被那些独特的文化遗存所唤醒，一个朴实而美好的愿望在悄悄萌发：“尽绵薄之力来守护好它们。” 

这个发愿的初衷也许只是出于感动，没想到开启了胡彬彬一生的学术研究之旅。在此之前，他是典型的文艺青年，热爱花鸟虫鱼和山川草木，喜欢书画、摄影、音乐、诗词，集中的兴趣点在法国文学，发表过研究《巴黎圣母院》的论文。但因为这一次远行，此后的30余年的时光里，他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村落。

北至黑龙江黑河市四嘉子，西达新疆乌恰县吉根镇托阔依巴什，南抵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南湾，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那些公路未通的村落中，往往一待就是数月，与村民同吃同住。他最引以为傲的，是七上云南、十入西藏的经历。

这些考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浪漫。在“高速公路需不需要修建”还处于争议状态的年代，前往那些几乎是与世隔绝的村落，其实是一件苦差事。有时候因突然而至的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汽车卡在泥泞的山路上大半个月都走不了。

水土不服也是常事，比如在大西北，当地人的肠胃已经习惯了又苦又涩甚至带有蠕虫的井水，但对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喝水却是带有自虐性质的行为。

在荒无人迹的山林里，甚至会遭遇生命危险。有一次在芷江的村落中调研，他掉进了地婆溪山崖上离地七八米高的石坑里，手脚骨折，昏迷于坑中两夜三天，后来一个侗族猎人上山打猎，才发现并将其救下来。前前后后，他的左腿摔断过四次，右腿摔断过三次——但这些都没有阻止他前行的脚步。

正式提出“传统村落”学术概念

胡彬彬陆陆续续走访了全国5000多个村落，耗掉了三十多年的艰苦光阴，花掉了三十多年的微薄收入。为了与中国传统村落相互对照，将中国传统村落置于世界文化中进行评估，他又多次前往欧洲、非洲、北美等地，考察其他文化中的传统村落。在最近的连续数年间，他还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全国范围内的传统村落田野考察，引起了广泛关注。

同时，他一直笔耕不辍。2012年1月15日，他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我国首篇关于中国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理论文章《我国传统村落及其文化遗存现状与保护思考》。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各个层面的重视。在此之前，遗存上百年的村落，在学术界有时也称之为“历史文化村落”，但大多数都习惯性地被称为“古村落”。

2012年5月15日，《光明日报》“人物”栏目对他的整版报道，就仍旧以《胡彬彬：古村落研究的拓荒者》为题，延续着这个称谓。

“传统村落”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正式提出来，始于胡彬彬的这篇文章。这是中国村落研究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不仅如此，“传统村落”这一概念，对保护那些具有文化、旅游、经济、艺术、生态价值的历史村落，从此也打下了理论之基。

2012年4月25日，胡彬彬提出的有关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若干建议，直接被纳入住建部、文化部、文物局、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等文件之中。这标志着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将“中国传统村落”纳入国家文化保护战略。

2013年4月24日，胡彬彬受邀请，在《光明日报》“光明讲坛”以《小村落 大文化》为题进行演讲。演讲稿在《光明日报》刊发以后，被《新华文摘》等许多刊物全文转载。在这篇演讲稿中，他以充满深情的语言描述道：“中国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先民由采集与渔猎的游弋生存生活方式，进化到农耕文明定居生存生活方式的重要标志，是各民族在历史演变中，由‘聚族而居’这一基本族群聚居模式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单元，是中国农村广阔地域上和历史渐变中一种实际存在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时空坐落。”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与源

“传统村落”常常有一些典型化的意象，比如马头墙、石板路、天井等。这些凝固而具体的形态，通过影像媒体铺天盖地地普及，几乎进入到每个人的眼睛。

在胡彬彬看来，村落传统建筑诚然是传统村落的组成部分，但远非全部。民居建筑的寿命一般只有一两百年，元代修建的村落民居能够保存到现在的都没有几栋了。

传统村落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是村落成员的生产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有形或者无形的文化形态。它活色生香，生命力顽强，自最初的农耕文明时代开始萌发，直至今天的信息文明时代。

胡彬彬将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提升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与源的高度，发前人之所未发：“从表面化一般形式的呈现，到隐性化深层次的内在文化结构与内涵，代表着中国历史的文化传统，体现着‘社会人’由单一个体到家庭家族，进而到氏族，最后归属于民族范畴，再直接引申到‘国家’概念的文化层面的全部涵义。”

长期的风餐露宿，使他看上去比同龄人要苍老，同时也更坚毅。他兼顾了西方现代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史学者的文献考证方法，一边行走，实地探访；一边读书思考，查阅资料。对中国村落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他逐渐有了一个较为完整而系统的理解与认识。

《中国村落史》第一次为中国村落的历史梳理出了一条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它与一般的通史性著作有些类似，比如按照朝代先后对村落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特征进行概括提炼。

但与之不同的地方更多，最大的特色在于，它加入了大量实地调研所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比如对以下类型的传统村落的考证：湖南西北常德的石门、南部郴州的宁远，江西的瑞昌，贵州的黎坪与天柱等地以“三槐堂”命名的家族血缘特征突出的传统村落，湖南郴州围绕各种防御性建筑（包括官方色彩浓厚的宜章三堡、各种私人修筑的“水楼”）而产生的传统村落，等等。

书中也收录了许多文献所未载的新发现，比如长江以南地区目前所见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好、面积最大、规模最盛、题材与内容最为丰富独特的地面建筑壁画——水龙祠壁画，中国现存最早的“联排别墅”——湖南资兴带头村民居建筑，等等。

这些来自广袤田野之间的新材料，支撑起了胡彬彬的许多新观点。当然，也为以后的中国传统村落的持续研究提供了参考依据，更为“中华文明何以能够延续至今”这一经典之问提供了鲜活答案。

本文原载于《文史博览·人物》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