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炎帝时期可谓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期，而炎帝神农氏正是这首时代摇篮曲的智慧谱曲者与高明演奏家。

时至今日，世人为何还在缅怀炎帝神农氏？因为炎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谈华夏社会的农耕文明创造，谈华夏社会早期之人文化成，谈中华上古史，炎帝神农氏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是神农氏时代的群体代表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象征。他带领炎帝氏族艰苦奋斗，革故鼎新，为政以德，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引领性、独创性的贡献，迎来了华夏文明的初曙。

开创华夏农、医、商等行业

炎帝神农氏是神农氏时代炎帝氏族首领的群称，与皇帝、蚩尤一起，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农业使人们定居，从而才有条件创造文化，炎帝氏族的主要功绩即在开创华夏农业。《吕氏春秋·爱类》说他胼手胝足艰苦劳作，“身亲耕，妻亲织”。《淮南子 ·修务训》说：“神农憔悴，尧瘦臞，舜微黑，禹胼胝。”大量古籍文献都留下了他一心为民奉献的历史印记。

作为农耕文明初创的先驱者，就像愚公移山寓言故事中愚公率领子孙决心搬走横在自己家门口的王屋、太行两座大山一样，炎帝氏族必定有过数十代、十几代或者至少经过八代的创业历史。

在那个开辟蛮荒、生存极为困难的年代里，中华先民在炎帝神农氏的带领和影响下，筚路蓝缕，跋涉山林，以坚韧不拔之精神，披荆斩棘，艰苦奋斗，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人类由纯消费型社会向自主生产型社会的转变，初步夯牢了中华民族原始农耕文明的基业，使中华先民开始由流动不定、巢居穴处的渔猎采集经济进步到了筑室定居、以农桑为主的种植养殖经济生活阶段。

“王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伏羲氏末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采集渔猎已不能满足先民的生存需要。《白虎通·号》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这里的“因天之时，分地之利”，“神而化之”等都说明炎帝神农氏对农作物的选择、生长规律有所发现，在此基础上，发明了农具，教民农作，使民宜之，这才使“九州之民乃知谷食”。

当生产力有所进步后，先民们有了产品交换的需要，炎帝神农氏于是又首创市场交易，方便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周易 ·系辞下》说他“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为解民于疾病痛苦，他以身试药，遍尝百草，研发医药，解决先民因居住、饮水等带来的健康问题。《淮南子 ·修务训》言神农氏时代“多疾病毒伤之害”，炎帝神农氏“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世本·作篇》说“神农和药济人”。

传说炎帝神农氏为民治病，在采药尝药过程中，误食断肠草而不幸身亡。《淮南子 ·修务训》说他“当此之时，一日遇七十毒”，仍然不畏艰险、顽强地去发现各种可食的药草。

可见，炎帝神农氏甘做时代先驱，为解决人们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开创了原始农、医、商等行业。

《文史博览•人物》2024年1期发表《炎帝神农的遗产》

神农之政的风范

炎帝时期可谓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期，而炎帝神农氏正是这首时代摇篮曲的智慧谱曲者与高明演奏家。

炎帝神农之治颇具特色。作为一种治理文化，炎帝文化可堪作后世为政者的风范。《神农书》说：

神农之数：

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什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什倍，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贾，无倍称之民。

神农之法：

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亲耕，后妃亲织，以为天下先。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力者，无以掩形。有馀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智者无所施其策，勇者无以行其威；故衣食为民之本，而工巧为其末也。

神农之教：

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者，不能守也。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农不正，食不充；民不正，用不衷。《古三坟·人皇神农氏政典》：正天时因地利，惟厚于民；民为邦本，食惟民天，农不正，食不丰；民不正，业不专。惟民有数，惟食有节，惟农有教，林林生人，无乱政典。

《神农书》与《古三坟》虽为后人模仿神农之政的风韵所撰，但其文化意蕴却十分接近神农之世。炎帝之政的核心集中在两点：一是农为国本，以发展农耕经济为施政重点。二是民为邦本，高度重视民生问题，以饱食、美衣、卫生、社会和谐安宁为目的的民生建设是炎帝神农之政的根本目标。

不像帝王，像圣人

从古籍文献上看，炎帝神农氏的形象不像是一个大杀四方的人间帝王，而更像是一位慈祥、宽厚、睿智、循循然得道的圣者。虽然有文献说他“人身牛首”，后世很多炎帝庙祠也都将他塑造成为“人身牛首”，然这其实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先民们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神农氏部族的图腾崇拜是羊、牛、马等，这与其部落的原始农耕文明基因有关，而不是说他的相貌真是“人身牛首”。

虽然历史上炎黄二帝并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且他们皆重视国计民生，然二者留给后人的形象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炎帝神农氏极像一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科学家，他通谙天人之和，善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埋头苦干，不懈探索，根据民众的需要，开创农耕经济，发明中医中药，发现市场交易的规律，好像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一心一意为民奉献的孜孜不倦的学者。黄帝则是一位刚猛进取、兼并统一、战无不胜的大政治家，他一手开启了华夏大一统的历史新篇章，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开山者。炎帝神农氏治理民众循循善诱，清静自然，讲求无为而治。黄帝治理则重视制度建设，尤其重视以法度治理天下。

炎黄二帝虽皆重视民生问题，然二者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炎帝文化重视民众生活温饱问题，以民生经济为中心；黄帝文化则更重视实现政治、军事统一，以规范社会秩序及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中心。炎帝神农氏的氏族部落比较松散，而黄帝政权具有严密制度与组织约束力。

对不服从者，炎帝神农氏退而思过，以德服人。《竹书纪年 ·前编》说炎帝神农氏因为“诸侯夙沙氏叛”，“益修厥德”。黄帝则用军事力量讨伐不臣者。《史记 ·五帝本纪》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如果说炎帝神农氏是一位温文尔雅、潜心探究大自然规律以为民造福的圣者，那么黄帝就是一个德威兼俱、战无不胜的王者。炎帝神农氏风格如无所不容的大地，满满都是厚德载物的精神；黄帝轩辕氏风格则更多地展现出阳刚不羁，洋溢着自强不息、天行健的气象。

总之，炎帝神农氏是以一位淳厚朴实、辛勤探索、为而不争、为民无私奉献的圣者形象而深入人心的。神农氏时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内涵，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曙光，成了中华文明的源头。

文 ｜ 马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