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世界首例新冠肺炎逝者遗体解剖报告公布，引发广泛关注。
这份报告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病理学教授刘良团队完成解剖手术并观察研究的成果。据媒体报道，从事法医工作30多年的刘良，曾亲自检案数千次，不乏疑难、典型和重案要案。17年前，他还曾对SARS逝者做过遗体解剖。
曾被评为CCTV年度十大法治人物的刘良到底有多“牛”？湘声君为你揭秘他和团队的幕后故事。
三十多年法医生涯，他的鉴定结果无懈可击
59岁的刘良曾参与多个要案的尸检工作，如武汉理工大学程树良教授案、湖北巴东县冉建新提审猝死案等，在安徽黄山“陷警门”案中，刘良还曾作为刑诉法修订后的第一位专家辅助人出庭作证。
17年前，刘良也曾对SARS逝者做过遗体解剖。令他印象深刻的是，SARS期间的病理解剖比现在要快一点，在国内出现死亡病例的十几天后，病理解剖就已启动。
遗体解剖在控制流行病蔓延过程中的重要性，在2003年SARS爆发时就已经有所印证。当时国内专家普遍认为衣原体是其病原体，直到对SARS死者解剖后，才得到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了广东专家组提出的“非典型病毒，不是衣原体”感染的论断，将抗击非典战役引入新的阶段。
2016年，刘良当选CCTV2016年度十大法治人物，他也是唯一一位获此称号的司法鉴定人。“国家宪法日”当晚，央视给刘良的颁奖词为“一把解剖刀，他使一个个案件迎刃而解；三十年法医生涯，他的鉴定结果无懈可击；让事实说话，让证据说话，他用忠诚与智慧维护职业尊严”。
刘良司法鉴定的公正性受到社会肯定之后，包括聂树斌案在内的许多重大要案都找到他“操刀”。2017年他成立了“刘良工作室”，并在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挂牌。
根据官方资料介绍，刘良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法医学专业创办于1924年，源于由德国人欧本•海姆在上海主持的同济大学医学院病理学馆。这是我国最早开展法医学鉴定的单位，开创了在中国应用现代医学的技术和理论进行法医学鉴定的先河。
他曾经跟自己的团队说过一段话：“在世界级大灾之前，如果我们不在里面起点作用的话，我们真是羞愧。”
“这是个很冒险的事情”
对于遗体解剖的重要意义，刘良用一个比喻进行通俗地阐释：医生和病毒在打仗，如果不进行遗体解剖，意味着这个俘虏可能我们永远抓不回来，基本上是盲打。
1月24日，刘良代表团队向湖北省政府提交了紧急报告，强调了尸检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2月15日，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同意安排一间负压手术室用作遗体解剖。
2月15日晚上9点左右，金银潭医院一位新冠肺炎逝者家属同意将遗体捐献出来，供刘良团队解剖使用。
2月16日凌晨1点左右，在做好层层防护后，刘良团队9人进入手术室，刘良担任遗体解剖的主刀。解剖之前，刘良和团队策划了多种方案。
这是全世界第一例新冠肺炎逝者的遗体解剖。呼吸道传染病人的抢救中，仅仅是气管切割都会导致大量病毒喷出，而尸检需要打开的面积和部位比气管切割要多出很多，刘良形容“这个是很冒险的事情，我们相当于在核辐射最核心的地方”。
对于此次解剖，刘良坦言，当时团队成员内心还是有些恐惧。一是此前没有人做过新冠肺炎逝者解剖；二是由于病房中空气不流通，空气很闷，并且不清楚遗体暴露会有多大浓度的病毒散发出来，时间越久，暴露出来的病毒浓度越大。
从2月16日凌晨1点半开始，遗体解剖持续了2个多小时，直至凌晨3点50分结束。而平时做一例解剖，只需要一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刘良解释，时间长的原因一是首次，要谨慎小心；二是，在里面确实很难受，像高原反应一样缺氧，缝一针就大喘气。
迄今为止，中国累计对12具新冠肺炎逝者的遗体进行了病理检验方向的解剖工作，其中9例由刘良团队完成。
刘良说，法医其实就是翻译。遗体不会说话，法医要做的就是把死者的语言翻译给不懂的人听。这些天，几乎每天都会有新冠肺炎逝者本人和家属志愿捐献遗体，这让刘良非常感动：“非常感谢他们，真正有难时，大家还是愿意奉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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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病变与SARS有类似，也有自身特点
首例新冠肺炎尸检报告结果提示：新冠肺炎主要引起深部气道和肺泡损伤为特征的炎性反应，肺部纤维化及实变没有SARS导致的病变严重，而渗出性反应较SARS明显，对于心肌及心外膜、肾脏、脾脏、消化道器官、脑部是否存在与病毒感染相关的损害表现有待进一步研究。
刘良表示，从目前病理结果看，一些死者的肺部切面上，能看到有黏液性的分泌物，他认为这是临床治疗需要警惕的地方。
“正常的肺含气，握上去感觉像海绵，但感染新冠病毒的肺一摸就感觉它已经实变了，肺里面被别的东西取代了。”刘良介绍，通过尸检能够了解到这个病变是什么样的，做有针对性的治疗。“在这种情况下，病变的地方如果是怕水的兵，我就把水搞过去，你怕火我就把火搞过去。”
最终结论仍需结合病理结果和临床经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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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湘声报记者 许望桥 综合整理
来源 澎湃新闻、央视新闻、新浪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