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外公离开我们了，在他九十岁生辰过后的第六天。

噩耗传来时，我正在外地出差。匆匆赶回永顺县勺哈老家那天，天色阴沉，大雨滂沱。一进门便看见妈妈泣不成声，万般酸楚堵在心口，我只能紧紧拥住她，强忍着不敢哭出来。

我独自伫立在外公那三间平房前，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几年前重孙写的春联已风化卷边，可外公却始终舍不得撕下，依然端端正正地贴在门框上；屋前屋后扫得一尘不染，墙角的柴火劈得大小均匀，码放整整齐齐；门前几分菜地垄畦分明，时蔬郁郁葱葱。一切都好好的，可那个一辈子闲不住的老人，再也不会背着手从菜地里缓步走出来了。

外公出生于1936年，那时战火与饥荒交织。外公十几岁时，父母双双撒手人寰，懵懂少年孤苦无依，独自拉扯着尚且年幼的弟弟，靠着邻里乡亲接济的百家饭、粗布衣，相互扶持，艰难度日。从旧社会的泥泞深渊里一步步跋涉而来，又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外公比任何人都懂得安稳岁月的可贵，懂得新社会来之不易的甘甜。扎根乡村、为民奉献，就成了他一生不变的信仰，一辈子坚守的初心。

二十岁时，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十二岁，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七十载党龄，四十载村支书——这不是两组简单的数字，而是他用一生的光阴，躬身乡土，一寸一寸丈量出来的信仰的高度。

勺哈村坐落于群山深处，地势偏僻、山道阻隔，闭塞的交通死死锁住了整座山村的生机。外公攥紧拳头暗暗立誓，一定要领着全村人斩断穷根，彻底改写山村代代贫苦的命运。自此，他四处奔走筹措资源，挨家挨户耐心劝说动员，全村顺着陡峭荒坡凿石破土，硬生生拓宽蜿蜒山路；跨越湍急山涧垒石架木，徒手搭建起便民石桥；沿着河滩夯土堆石，筑坝拦洪抵御水患；依山势深挖沟渠，引山间清泉滋养干裂的良田。那时候，物资贫瘠、条件艰苦，没有机械设备，全村人仅凭一把锄头、一根麻绳、一对竹筐，一土一石堆砌，一渠一路修筑。作为全村的带头人，外公永远冲在最苦最累的第一线，全村人拧成一股绳，仅仅三年时间，二十公里的公路蜿蜒穿村而过，让勺哈成为了全乡第一个通上公路的村庄。

山路变通途，闭塞的山村彻底打开了对外的大门，迎来了全新的发展生机。借着交通便利的东风，外公又带领村民因地制宜发展山林产业，开荒拓土、科学种植，曾经荒芜贫瘠的山坡渐渐焕发新生，桐油树、油茶树满山满坡，让静默多年的小山村，孕育出独属于自己的富民产业。

外公一辈子守在勺哈，常年栖身三间平房之中，屋内陈设简陋至极：一张老旧八仙桌、几把木椅，一张老式木床，一方衣柜，再加一口盛米的陶缸，便是全部家当。家中唯一像样些的物件，是那台陪伴他十余载的旧电视机。每到傍晚，他总会准时坐在电视机前等候《新闻联播》，鼻梁上架着老花镜，目光专注，一字一句看得认真，听得仔细。

前几年外婆走后，外公独自守着老宅度日，日子依旧过得规整有序。他素来早睡早起，天刚蒙蒙亮便起身，绕着村子缓步走一圈，再一头扎进自家几分菜地。那片小菜园经他侍弄，菜垄排布齐整，泥土翻得疏松细软，四季蔬果不断。

外公是在睡梦中安然离世的。我们明白，九十岁高寿安详辞世，不拖累子女、不麻烦后人，是老人一生修来的福报。

外公下葬那日，天色沉敛，村里的男女老少不约而同赶来，小小的农家院子被挤得满满当当。有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的老者，有抱着孩子的年轻父母，还有不少在外打拼的村民，特意放下手头事务匆匆赶回。

“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泪眼朦胧中，我仿佛看到外公正背着手向菜地里缓缓走去，脊背依旧笔直，一垄垄菜地依旧规规整整，如同他从未弯下过的一生。

文 | 田爱珍（作者系湘西州政协委员、州政协社会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