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拉渡的铁索发出一声响，声音很低沉，很压抑，像老弦无意中被拨了一下，余音贴着水面微微发抖地传了出去。船夫站在船头，手里拿着绳子的一端，一节一节地往后拉。不望对岸也不望江水，目光落在一处无法言说的地方，但是手却没有停止过。这个动作他重复了多少年呢？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没有人问起，他也不说。

隔着半条江，这声音把我给吸引过去了。

清水江在此处分出三个省份的边界。西岸为重庆洪安，南岸为贵州迓驾，东岸为湖南花垣。一个小镇，一脚可以踏进三个省。对岸的山虽然不高，但是层层叠叠地推过来，早晨的雾气将远处的山峦晕染成淡淡的青色。近处的吊脚楼从江边长出来，木柱立在水里，黑瓦白墙错落有致。渡口石阶上坐着等船的人，背篓里装满了蔬菜，旁边有一条黄狗。没有人催促，也没有人焦急。

船靠岸后，我踏上船。船离岸，铁链发出声响。我往下看水，沈从文的话就浮现在眼前——“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河底小小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是的。水很清澈，清到让人心里空荡荡的，河底的卵石、水草，偶尔游过的鱼儿都看得一清二楚，仿佛伸手就能打捞起一个潮湿的旧梦。

船到江心，铁索弯成了一个弧形。吊脚楼、枫杨树、白塔在波光里一颤一合地散开，又一颤一合地合上。站在江中心往上看边城，比站在岸边要清楚一些，因为这座小镇就是从水中长出来的。有了江和渡口之后，才渐渐出现了街道、楼房以及炊烟和婴儿的啼哭。

这渡口，渡了多久了？

脚下的这片河岸，在旧石器时代就发现了砍砸器、刮削器等工具。一万年前，先民就选择在水边居住，那时应该已有了最原始的渡口。清朝嘉庆八年，朝廷修建了石城堡，并在此处设立参将屯兵把守，从此之后渡口就有了官渡的庄严。明清到民国时期，这里是西南官道上重要的驿站，三省物资在此集散，商贾云集，马帮络绎不绝，“小南京”的名字就这样传开了。

渡口是古镇最早的生命力所在，一万年都没有间断过。

上了岸，我沿着河边的道路往前走，青石板小道被人们的脚丫子磨得很光滑，两边的吊脚楼依山而建。老人坐在门口，手里拿着竹器，时不时地往江面上看一眼，手指在竹篾上快速地穿梭着，不快也不慢。

沿街的店铺里卖着本地的腊肉、血粑鸭、酸萝卜，香味飘出门外与江风混在一起。继续往前走就是协台衙门旧址，青砖上已经出现裂痕，门楣上的石雕也变得十分模糊。国立茶峒师范学校的旧址就在附近，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个地方曾经是乱世中的一方安静书桌，许多学生从对岸渡江而来在此读书救国。

1921年，一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跟随部队去四川，经过茶峒时停留了两天。他在江边上走了走，在渡口的地方坐了下来，看着拉拉渡、白塔以及河街上的景致。他将这两天的见闻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被翻译成40多个国家的文字。

沈从文渡江而去，但是将茶峒留在了文字之中。他在两天之内完成了文学史上一次最著名的摆渡，把一个隐藏在武陵山脉中的边陲小镇送到了世界的面前。从此之后，茶峒就不再是普通的小城了，而成为中国乡土文学中一个静默的坐标，在许多人的心目当中，它也成为无法回去的那个“边城”。

翠翠岛静静地躺在江中间，山上的白塔依然如旧。站在渡口看乌篷船慢慢地从江面上驶来，鸬鹚立在船头，渔夫手里拿着竹篙。与一百年前相比没有什么不同。

过了中午，渡口开始热闹起来。那天正好是农历初二，三省乡民的“赶边边场”。渡船来回不停，铁索的声音几乎没有断过。四川话、重庆话、湖南话、贵州话在渡口混合在一起，背篓里装着山货、米酒、苗绣、银饰，在街上叫卖的吆喝声不断。

苗族鼓舞的鼓声从广场上响起，傩戏面具在阳光下油光发亮，上刀梯的男人赤脚站在刀锋上，围观的人群发出阵阵惊叹。这些都是镇子自身呼吸的一部分，并不是表演。拉拉渡渡人不渡货物，但是偏偏将苗家的酸鱼、土家的织锦以及汉人的节气，在一来一往之间，渡成了相同的生活味道。

傍晚的时候，我乘坐拉拉渡离开。夕阳西下，白塔被镀上一层暖洋洋的橘红色。江边的红灯笼一个个都亮了起来，翠翠岛上的篝火也燃烧起来了，苗歌隐隐约约地飘在江面上。铁索的声音仍然很沉闷，江水还是那样清澈。船工仍然握着铁索，一环一环地传递过去，不朝对岸看也不朝江心瞧。

同船的还有赶场回来的乡民，背篓是空的，但是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了满足的笑容。老人从篓子里拿出一把糖果分给身边的孩子。孩子剥开糖纸，因为太甜了所以眯起了眼睛。老人笑了起来，江风将他的笑声吹散在水面上。

他们是回去。我是才来。

铁索又发出一声响，沉沉的。船靠岸后，我回头一看，江面上暮色四合，那条铁索横跨在水面上，恍惚之间觉得它曾经渡过了千万个人，现在正渡着我。

文 | 魏咏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