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的台北，晚春海棠、丁香、绣线菊花事正盛，海岛上的学者正在回望10年前大陆举办的王夫之逝世270周年学术活动。一位自号“文山遁叟”的老人，正在孤灯下奋笔疾书，草拟《“中国船山学会”缘起》。他叫萧天石。这一年，恰逢王船山逝世280周年。两岸虽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却在同一片文化的苍穹下，以一种近乎悲壮的默契，叩响这位清初衡阳天地大儒的思想之门。

 【人物名片】萧天石（1909—1986），生于湖南省邵阳县龙山乡文山村，晚年自号文山遁叟，台湾新道学代表人物

（一）

萧天石其人，若以世俗的履历来衡量，未免显得非同寻常。他出生于晚清宣统元年（1909）的湖南邵阳，自幼随父诵读经史子集及佛老经典，骨子里流淌着家乡资水的倔强。1930年，萧天石毕业于武昌中山大学中文系，本该是个埋首故纸堆的儒生，却偏又考入黄埔军校，学万人敌，习纵横术，甚至攻帝王学，事君人南面之术。这种“幼业儒，嗣后投笔从戎”的传奇经历，让他身上既有书生的酸腐气，又带着军人的杀伐决断。

尔后，萧天石弃武从文，在南京创办《国防半月刊》与东海书店，因出版《世界伟人成功秘诀之分析》而渐有声名。接着创办《兴华日报》和大江出版社，筹划刻印《今古楼全书》。1942年身患重病，得四川光厚老禅师救治，从此走上发扬道家文化之路。

1944年，萧天石出任四川灌县县长，从青城山天师洞得南宗真传，并携出多种道家秘籍。1949年渡海赴台，1952年创办自由出版社，从此将余生尽数抛入传统文化的苦海。海内外赞誉他“刊万世不刊之书，传千圣不传之学”，这话听着宏大正义，实则透着几分凄凉——若非世道陵夷、斯文扫地，何须一人以毕生心血去“传”那本该自然赓续的千圣之学？

西装坐像，背景附有书法，是在台北新店石屋草堂书房拍摄

（二）

时间到了王船山逝世280周年，其时大陆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萧天石却在台湾出面筹划船山学会。这绝非一时兴起的文人雅集，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文化招魂。在《“中国船山学会”缘起》这篇字字泣血的短文中，萧天石将王船山拔擢至“近代世界学术史上有数之伟大学人”的高度。这评价不可谓不重，甚至带着几分孤注一掷的决绝。

须知船山先生生前是何等寂寞！他生于明末万历四十七年（1619），卒于清初康熙三十一年（1692），73载的人生轨迹，大半是在南岳衡山的续梦庵与湘西草堂中度过的。大明亡了，他心甘情愿做明朝最后一个遗民，将满腔的亡国之痛与复国之志，尽数熬煮进汗牛充栋的著述里。

萧天石懂他。两个同样生于湖南、同样在时代剧变中流离失所的灵魂，隔着280年的时空，在台北暮春的晚风中达成了共振。

萧天石在文中慷慨激昂地说：“（王船山）深痛晚明之学术空疏，崇尚虚无，导致神州沦亡，明统绝祀，乃潜心于恢复孔门圣学，以续中华道统；伸张春秋大义，以正天下人心；严夷夏之防，以励民族精神；明忠奸之辨，以树民族气节；可谓砥柱中流，力挽狂澜。综观其学，称崇程朱，而有其不同程朱者在！神契横渠，而有其出入横渠者在！诎訾陆王，而有其深极陆王者在！诋排禅释，而有其吞吐禅释者在！参伍濂洛关闽，融通诸子百家，壹以会归儒家正学，并切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实用为主旨。”

台北船山学会“由党国元老及当代硕学鸿儒等百余人发起组织”，列名发起者近两百人，其中包括陈立夫、黄少谷、陶希圣、黄杰、俞大维、张其昀等。会长是衡阳籍人士罗光（1911—2004），他是台湾新士林哲学集大成者，头上戴着罗马两所大学的哲学、神学、法学三个博士头衔。会员名单有：吴经熊、成惕轩、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吴康、严灵峰、南怀瑾、屈万里等。因王船山为衡阳先贤，众多旅台衡阳籍文教人士参与。

《道海玄微》，萧天石 著

（三）

台北船山学会的成立，宛如在死寂的学术深潭中投下一枚巨石。萧天石、罗光的学术拓荒，并非停留在口头的振臂一呼，而是以自由出版社为阵地，展开一场浩大的“以书代刊”的文化抢救，其首要任务便是抢救性出版《船山遗书》。

萧天石利用手头的资源，搜罗海内外孤本善本，推出了当时台湾乃至海外最完备的底本，一举解决了当时船山著作散佚、版本混乱的学术痛点。它包括经部13册、史部3册、子部2册、集部3册，还有1册研究集。这不仅是学术上的正本清源，更是为漂泊海外的中华文脉保留了一簇火种。

次年再接再厉，刊行《王船山学术论丛》（又名《船山学术研究集》），分为第一、第二两辑，是海峡隔绝时期罕见的综合性船山论文集。萧天石不再将船山仅仅视作宋明理学的殿军，而是还原为一个在绝境中坚守信仰、在废墟上重建秩序的思想巨擘。两辑卷首均附萧天石撰写总序和《“中国船山学会”缘起》，保留船山学会创办一手思想史史料，与《船山遗书全集》配套流通，构成一套“原典+研究资料”的组合。

台北船山学会的声量，并未局限于自由出版社一隅。萧天石深知，思想的火种需要更广阔的旷野才能燎原。于是，他与当时台湾学术重镇《民主评论》主持人徐复观等，初步达成深度的精神契合。在那个文化阵地相对逼仄的年代，《民主评论》慷慨地辟出版面，不时推出分量极重的船山学研究文章，得以将船山学从少数遗老的案头，推向整个海外华人知识界的视野中心。迁台湘籍人士创办的重要乡邦文史季刊《湖南文献》，也开辟了船山学版块，不仅报道船山学会成立纪实及萧天石创会功绩，也发表了许多极具史料价值的篇目，放大船山民族气节、华夷之防、传统儒家道统。这些出版物互为表里，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坚韧的精神版图，为后来岳麓书社《船山全书》等大型整理出版工程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学术基础。

客观地说，萧天石是一个驳杂而深邃的人，研究船山学自然不会是照本宣科地考据。他看到的王船山，不是一个僵化的理学符号，而是一个在天地崩塌之际，试图用文字重建宇宙秩序的苦行僧。但若要论及萧天石对船山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绝不可仅盯着一个学会的招牌。他真正的功业，藏在自由出版社那堆积如山的书稿里。

自1956年起，萧天石耗时二十余年，主编出版了《道藏精华》17辑75册。这不仅仅是一套丛书，更是一座纸上的藏经楼。他广搜海内外秘藏珍籍，甚至将散存名山的孤版钞本、青城山天师洞的秘录尽数收罗。为了这些书，他晚年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地下室里苦熬3年，劳累过度，于1986年12月因脑出血而仙逝，将生命献祭给了他热爱的事业。

《文史博览·人物》2026年第8期 《萧天石与台北船山学会》

（四）

随着萧天石的溘然长逝，那个曾以他一人之力苦苦支撑的台北船山学会，也如同时代的眼泪一般，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失去了这位兼具学术威望、出版资源与宗教感召力的灵魂人物，学会的运作便如抽去了脊梁。在那个商业浪潮席卷、社会转型剧烈的20世纪80年代末，纯粹依靠个人情怀与遗老遗少们维系的传统学术团体，终究难以抵挡岁月的侵蚀。学会的集聚渐渐稀疏，那些借由《民主评论》和《湖南文献》等阵地发出的振聋发聩之声，也慢慢消散在历史的尘埃中。它没有留下一个庞大且制度化的现代学术机构，而是以一种“功成身退”的姿态，将接力棒悄然交还给了更广阔的历史长河。

然而，台北船山学会的形骸虽散，其招魂的火种却早已借着萧天石留下的那些书稿，深深嵌入了两岸的文化血脉之中。

1982年，大陆岳麓书社启动《船山全书》编纂工程，至1996年出齐16册巨帙，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这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对船山学的系统性总结，更是与海峡对岸萧天石当年“以书代刊”的抢救性出版，形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有力呼应。萧天石当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地下室里泣血抄录的孤本，亲手梳理的22册《船山遗书》，最终都化作了后世学者案头坚实的基石。

台北船山学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它在中华文化最风雨飘摇的孤岛岁月里，死死护住了那簇火种，直到海峡对岸的春风再度吹起，两岸的学术脉络重新交汇。

萧天石病逝后7年，1993年6月，台北“故宫博物院”、辅仁大学、台北“中国哲学会”、船山学会邀请海峡两岸学界七十多人，联合举办纪念王船山逝世300周年学术讨论会，要求参会者就船山先生的历史、文学(经学)、哲学、政治思想撰写论文。大陆学者方立天、谭承耕等应邀出席并宣读论文，湖南船山学社吴立民、王兴国、徐孙铭、王泽应等提交了论文。会后，辅仁大学出版《王船山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此次会议被学界誉为“掀开两岸船山学术交流的光辉新页”，标志着中断多年的两岸船山学研究正式恢复对话与合作，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文 | 甘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