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邵阳市档案馆馆长龙毅鹏手里接过《宝庆码头》，我便利用每晚的休息时间，翻阅完这部48万字的厚重之作。

《宝庆码头》回答了一个难题：一段只存在于口耳相传、几乎没有任何文字凭据的历史，能不能被写成一部可信的书？邵阳市档案馆一班人用48万字的答卷证明：能。

宝庆码头在汉口，不在邵阳，却实实在在是邵阳人的。它没有系统的文字记录，只是一代代汉口老人口口相传的传说、一个时代残存的记忆。把传说写成可资参考、可信可靠的信史，填补了邵阳水运商贸档案编研的空白——仅此一项，便值得充分肯定。但更值得追问的是，这部书究竟靠什么让传说立得住？

历史上宝庆人闯汉口，是被逼出来的。明清之际，宝庆府人口激增，人地矛盾尖锐，水旱灾害频仍，“糊口四方”成了许多人的宿命。往东要翻山，江西同样人满为患；往西是茶马古道，路途艰辛。算下来，唯有顺资水北上、过洞庭、入长江，是最可行的生路。“资水—洞庭—长江”，成了一条属于宝庆人的黄金水路。

比木材贸易更见胆魄的，是毛板船。这种用未刨光的松木板钉合的一次性船，专为运煤而生。春夏汛期水涨，船只满载煤炭闯滩过湖，直抵汉口，抵达之后连船带煤一并出售，船板还可拆解作为木料变卖。据书中所载，10条毛板船下水，只要3条能够平安抵达，便可获利。但毛板船板薄钉稀，抗风浪能力弱，极易被轮船激起的大浪倾覆。即便前路凶险，宝庆人依旧前赴后继。到1937年，汉口宝庆码头聚居的宝庆籍民众已达四五万人，人口规模甚至超过当时的新化县城。

尤为难得的是，这部书没有不加甄别地全盘收录民间传说。编者秉承档案人严谨求实的态度进行考证，剥离故事里夸张的虚饰，留存历史内核。在传说与信史之间，该书选择了最难也最可靠的路径：忠实记录口述记忆，同时坚持史料考证。

编者没有被“宝庆码头地处汉口”这一地理局限束缚视野，而是以湖湘文化、梅山文化、宝古佬精神为脉络，将邵阳、新化、益阳、洞庭湖、汉口等地域串联起来，搭建起宏大叙事框架，这份开阔视野，决定了全书的格局。

该书在编纂体例上的创新，尤其见功力。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保持统一文字风格，采用兼具叙事性与文学性的档案体，让尘封的档案文字“开口说话”。下编收录田野寻访得来的口述档案、史实考证、调研札记、民俗研究、专题论述等，各篇单独署名，将民间记忆与官方档案并置互证。

史料从无到有，依靠的是编者团队脚踏实地的笨功夫。为查阅一份关键呈文，编者两次奔赴湖北省档案馆。城步沉江渡荒草丛中的清光绪三十四年古碑（禁伐碑），也是编撰人员拨开荒草发掘所得。碑文记载：“岁久年远，人心愈变，难保不无意外事，特将约鉴碑，以垂久远。”百年之后，旧码头早已湮灭，石碑却留存至今。编撰者打捞史料、抢救记忆，恰似在为这段远去的水运史，重新树立一方精神之碑。

在笔者看来，《宝庆码头》一书最富思想价值之处，是对“宝古佬”精神的重新发掘与塑造。长久以来，外界常常简单将“宝古佬”标签化为“霸蛮好勇”，而本书跳出这种刻板认知，完成三重解读：剥离传说中的文学虚饰，剥离单一化的英雄叙事，摒弃“匹夫之勇”的浅层印象，还原当年宝庆移民依靠乡谊、协作博弈、争取生存空间的真实图景。宝庆人守住码头，不只是一腔血性，更是底层民众在异乡求生的生存智慧。

更耐人寻味的是，本书的编撰过程就是宝古佬精神在当代的一次生动实践。项目启动后，编写团队曾两度北上武汉，两次赴双峰、新化、新邵调研，风雨之中四处寻访——这份不畏路远、不辞辛劳的执着，正与当年先辈闯汉口、下洞庭的坚韧一脉相承；登门寻访80岁以上的亲历老人，抢救录制珍贵口述档案。书里写的是先辈铁靴争地的血性，书外是编撰者踏破铁鞋的执着，跨越百年的精神，在书页之中交汇共鸣。

如今，高铁飞驰跨过资江上空，柘溪水库淹没昔日险滩，毛板船早已退出时代舞台。但宝庆码头承载的记忆没有消散，宝古佬的精神依旧鲜活。老船工流传一句话：“毛板船翻了，都有三百斤钉子。”一部优秀的文史著作亦是如此，纵使岁月冲刷，历史场景远去，它留存的精神内核，依旧会在时间长河里留下深刻印记。《宝庆码头》，正是这样一部厚重之作。

文 | 刘运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