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迅速解决矛盾纠纷？如何更好构建解决矛盾纠纷的体系？

　　为持续打造“优化非公经济发展法治环境”履职品牌，今年省政协将“构建多元解纷机制，为我省营商环境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确定为对口协商课题。４至６月，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民盟省委会组成调研组，先后赴衡阳、郴州、娄底、邵阳调研考察，并赴浙江、黑龙江开展对比调研，学习经验做法。7月30日，省政协召开了“构建多元解纷机制，为我省营商环境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对口协商会。省内外的一些好经验好做法值得推广，“多元解纷”机制构建过程中，还有重点和难点需要破解。

专职调解员促成矛盾双方和解

　　“建议完善调解员培训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矛盾纠纷化解”“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互动和检调对接”……

　　在7月30日召开的省政协“构建多元解纷机制，为我省营商环境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对口协商会上，政协委员、专家学者聚焦问题和不足提出建议。

　　调研组发现，湖南各地对于多元解纷工作推进程度、重视程度不一，公检法机关、司法行政部门、信访机构等解纷责任主体处于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局面，有的部门参与意愿不强，缺乏常态的协调联动机制。此外，全省综合性和一站式解纷服务的矛盾调处场所不多，纠纷发生后，群众往往不清楚应该找哪个部门、组织，甚至还会遇到“踢皮球”现象。

　　“建议制定《湖南省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条例》，进一步提高多元解纷机制的系统性、权威性、规范性、效率性。”省政协常委、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欧爱民建议，学习山东、黑龙江等省份经验，推进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地方立法，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将制定《条例》纳入立法计划。

　　省委政法委、省高院、省司法厅等部门负责人在回应中表示，将积极推动《条例》列入“十四五”规划的立法项目，广泛征求意见，开展实地调研，学习省内外好的经验做法，解决立法中的重点难点及制度设计。

　　省政协委员周永亮建议，统筹整合政法委、信访、法院、检察院、公安、民政等部门力量，推动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法律咨询、劳动仲裁、心理服务等社会力量入驻综治中心，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纠纷解决服务，实现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

　　民盟省委会法律委员会主任潘传平建议，加大扶持社会组织力度，探索通过政府采购、定向委托等方式，支持和推动律师事务所、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等按照市场化运作，加强业务指导和监督。

　　省司法厅、省民政厅、省信访局等部门负责人表示，将积极采纳委员建言，进一步理顺工作机制，加大试点工作力度，全面吸收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矛盾纠纷化解。

　　对于吴迪、邓纬、刘习明等委员提出的推进调解队伍的专业化、规范化建设等建议，相关部门负责人也分别作出回应。

　　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高鑫认为，当前从中央到省级层面，下发了多个关于“多元解纷”机制建设的政策文件，明确了对多元解纷工作所需经费给予支持和保障、“以奖代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建议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大已有政策执行力度，强化督促考核，压实工作责任，不断提升预防调处化解矛盾纠纷能力。

　　省内外好经验好做法：

　　多元解纷一“站”到底

　　调研组在赴浙江、黑龙江开展对比调研时，走访了当地多家调解工作室。

　　其中，由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参与建设的老潘联调工作室年均调解案件300余起，调解成功率100%，被中央政法委推选为“枫桥经验”创新发展典型。

　　如今鄞州分局将工作室升级为“老潘警调中心”，打造成旗舰店，23个派出所的警调室作为加盟店，配套建立了“专家远程调解机制”和视频远程调解系统，实行专家“坐堂接诊”“远程问诊”，使95%以上的110警情纠纷就地化解。

　　此外，浙江还打造了杭州市上城区和事佬调解工作室、宁波市海曙区陈杰调解工作室、温州市鹿城区娘家人调解工作室等50家金牌人民调解工作室。

　　调研组认为，相较于浙江做法，湖南个人调解工作室建设不足，缺乏“做得好、信得过、叫得响”的调解工作品牌。调解类的社会组织发展不足，培育扶持、保障引导体系不健全；专业性、市场化的第三方可替代性纠纷化解组织，如律师调解等积极性不高、发展缓慢；行业调解组织发展参差不齐，存在发展不均衡现象，物业、知识产权、商事等行业调解组织建设相对较弱。

　　对此，调研组在课题调研报告中建议，推进个人调解工作室建设，打造一批工作室品牌，发挥调解能手的引领示范作用。此外，浙江省多元解纷工作省级层面注重整体布局，市级层面加大统筹、协调推进，县级层面规范化建设矛调中心，建立县、镇、村分层递进式解纷体系的做法也被吸收进调研成果。

　　省政协常委、民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胡颖认为，要整合各类资源，将县级矛调中心作为矛盾纠纷解决的“终点站”；以乡镇一级综治中心为平台，发挥好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的主阵地作用；村级健全调解组织，配强网格员、法律顾问，发挥“五老”等社会力量作用，将矛盾消灭在萌芽阶段。

　　事实上，多元解纷体系建设在省内部分县市区已有探索。

　　近年来，资兴市在市级层面整合“12345”、110、城管、综治等资源，建设了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指挥中心，下设远程调解指挥中心、和为贵人民调解委员会。全市14个乡镇(街道、开发区)、213个村(社区)建设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并在医疗、交通、婚姻家庭等领域成立了19个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配齐配强调解员，形成了矛盾纠纷化解“百米服务圈”。

　　“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重大复杂矛盾纠纷，远程调解指挥中心可以实施视频连线研判、指挥、调度和指导，促进纠纷排查及时化、调度规范化、化解高效化。”资兴市三调联动办专职人民调解员袁彬梅介绍，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矛盾纠纷化解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办理。

　　案件当事人运用“资兴智慧调解小程序”或“和为贵”调解手机App，输入个人信息、纠纷案件信息等，就可以申请调解。相关案件信息会第一时间到达自己选择的调解员的手机上，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已成现实。

　　此外，郴州市苏仙区建设“矛调中心”，溆浦县打造乡镇综治中心，涟源市推行“屋场会”工作法等也让调研组印象深刻。委员们建议，及时总结、推广省内各地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促进多元解纷工作取得实效。

　　多元解纷在基层：

　　各方欢迎困难待解

　　“谢谢调解员，为企业解决了难题。”近日，湖南某科技公司总监阳某对衡东县法院杨桥法庭表达谢意，该法庭通过“诉前调解+司法确认”解纷模式帮助公司化解了4起劳务纠纷案。

　　2014年，阳某所在的公司分别与侯某、王某、吴某、侯某某等4人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开发茶油基地，并聘请4人为管理人员。自2017年开始，公司出现拖欠抚育款、种植款与管理员工资等情况，4人在与公司沟通无果后便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相关费用共计36万余元。

　　杨桥法庭收到侯某等4人的诉讼材料后，委派驻庭调解员进行诉前调解。在调解员的耐心调解下，4人考虑到公司的实际困难，最后均同意公司分期履行支付欠款义务。法庭经合法性审查作出司法确认裁定，赋予调解协议书强制执行力，4起劳务纠纷案得到妥善化解，公司恢复正常运转。

　　“和解、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作用的发挥，能有效避免大量矛盾直接涌入法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信访局局长李立新介绍，近年来，全省各级法院深化诉源治理，建立了诉前调解机制，把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挺在前面。截至今年６月，全省已成立1518个诉源治理工作站，各级法院现代化诉讼服务中心全部建成，与行政机关、仲裁机构、公证机构、行业协会等建立了诉调对接平台。

　　李立新同时表示，推进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不能仅靠法院单打独斗，需要各部门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互相配合，齐抓共管。

　　衡阳市蒸湘区雨母山镇杨如玖调解工作室是调研组印象深刻的一个调研点。2年前，杨如玖从区司法局退休后，继续发挥余热，专职从事人民调解工作。

　　“工作室调解矛盾200多起，成功率98%。”杨如玖兴致勃勃地向大家讲述他成功处理的债务纠纷、征地拆迁、宅基地确权等案例。因工作成绩突出，他被司法部评为“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

　　有成就感的同时，杨如玖也面临着不少困难：调解工作经费、激励机制不足，一些复杂的案件需要跨区、跨市去见当事人，他常常贴钱坐车。调解工作专业性强，工作辛苦、报酬不高，年轻人不愿意干，调解案件数量让他忙不过来……他担心随着自己年龄越来越大，调解工作后继无人。

　　杨如玖面对的困难并非个例。一些地方向调研组反映，当前多元解纷工作缺乏充足经费保障，部分县市区未将其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村法律顾问、人民调解、法律援助等资金缺口较大。有的地方人民调解案件“以奖代补”政策落实不到位，导致出现基层调解力量相对薄弱，队伍综合素质不高、调解能力不强、流动性大等问题。

　　本组稿件由政协融媒记者许望桥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