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光文

　　座位，在《辞海》上的解释是非常简洁的，即供人坐的地方或指椅子和凳子等可以坐的东西。

　　由此可见，座位的本来意义并不复杂。正因为如此，人们历来对本义上的座位是不太讲究的。工人们在工厂车间干活，工间休息时拉上一条板凳就成了座位；农民们在田间地头劳作，稍事小歇时锄头往地上一横就成了座位；军人们在野营拉练，原地稍息时双脚交叉地上一坐就成了座位。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座位不仅在形式上呈现多种多样，而且在质量上不断提高，比如飞机上头等、商务、经济座位的区分，竹椅、木椅、皮椅的不同等。即使是这样，人们对于座位形式上的变化仍然不太在意。因为，对这些座位的获取，除了经济状况的区别外，并没有上下等级之分。

　　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人们赋予座位以丰富的政治色彩，使之成为职务的象征和地位的化身之后，座位的意义就跟着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也随之对其“刮目相看”了。这样一来，人们不管是举行什么活动，为了区分座位的等级，常常绞尽脑汁：不仅对座位的设计越来越精，而且对座次的编排越来越细，不用说在谁坐主席台和谁不坐主席台的问题上不能有半点马虎，就连主席台座次谁前谁后、谁左谁右的问题上，也不能有丝毫闪失。

　　正是在这种氛围的刺激下，不少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座位级别的大小和座次的前后，与仕途、荣辱等内容等同起来，为了在官场争取大的座位和好的座次，往往不择手段：伪造档案、弄虚作假者有之；卑躬屈膝、丧失人格者有之；以人划线、拉帮结派者有之；跑官要官、卖官买官者有之；违法乱纪、出卖原则者有之；造谣诽谤、相互残杀者亦有之。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争取大的座位和好的座次，搞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和身陷囹圄 、命归西天的事例也并不鲜见。可见，如果我们在座位问题上把握不当的话，就会造成终身遗憾！

　　如何正确对待座位问题，不仅反映一个人的文明素养，而且体现一个人的大局意识，尤其是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在这方面不少先贤和伟人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1957年，中国代表团出席苏联40周年国庆典礼，毛泽东任团长，宋庆龄任副团长。回国时他们同乘一架飞机。毛泽东要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感激地说：“您是主席，您必须坐头等舱！”毛泽东诚恳地说：“您是国母，您应该坐头等舱！”并且坚持坐在二等舱。

　　周恩来在座位问题上同样深明大义。20世纪50 年代初，朝鲜工人代表团来访，周恩来接见并合影，他的座位理所当然地安排在前排正中。可是周恩来却要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与客人坐在正中，并且说“今天，你是正式主人，我是陪同客人”，执意坐在旁边。

　　历史上的大让之人都有大公大仁之心。尧让天下于舜，舜让江山于禹，孙中山让总统于袁世凯，华盛顿当了两届总统之后让位于新人等等，无一不是这样。

　　当然，我们主张淡化生活中座位的意识，尤其是反对为获得政治座位采取的各种卑鄙行为，但并不是否定座位的重要作用。因为，在生活中，有坐的形态，它的实现必须依赖座位；而政治上的座位，在正常情况下，标志着一个干部的德才和业绩，并且有了适当的座位做舞台，就能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华。正是从这种意义出发，无论是平民百姓追求生活上的舒适座位还是党员干部争取政治上的进步座位，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座位的优劣和职务的高低上升到贵贱尊卑和成败荣辱的层面来认识，甚至为此搭上身家性命，那就大可不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