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椿

　　乡里的集市贸易，在我们那里称为赶场。乡场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周边四乡八寨的人们。

　　我家在小街靠近公社的那头，街的出口连接着西面的乡道，也是寨上的人们和中学小学师生的必经之地，比较热闹。对乡里乡亲，大多会有一些印象。但一赶场，陌生的面孔好像特别多，他们的脸上无不洋溢着一些喜色。不管有无商品交易，人们都像过节一样，在小巷洒下一片笑声。

　　赶场在小小的街巷进行，充满了嘈杂的声息。从稍高处的上街到略低的下街，交易没什么明确的分区，人们基本是按先来后到摆卖。除卖肉的固定在上街，卖菜的、卖柴的、卖山果的，摆米粉、米豆腐摊的，夹杂混陈，弄得满街芳香弥漫。而鲜活畜禽，则摆在街外的公路两边及石坎下的坪里。我们一群小孩，当时很喜欢买一两分钱一大杯的炒南瓜子、炒葵花籽。而那些卖桃子李子等水果的人，则个个客气，明知我们没有钱，凡从他的摊边过去，都拿几个好看的在手上，“老弟试一个、老弟试一个”地喊，生怕人家不知道他的东西好吃。我们中偏有个把人喜欢试吃，在筐里选篮里挑，上街玩一趟，一分钱不花，也能抱着个圆滚滚的肚子回家。

　　我们这些住在小街上的，出门就可以赶场，看着人家汗流浃背，心里多少有点优越感。免去了路途的劳顿，买卖也比较轻闲。虽如此，买进卖出赚取差价的，几乎没有。大家是本乡本土的几个人，东村西寨，左邻右舍，不是亲戚就是朋友，赚人家的钱会很不好意思。人们重义轻利，哪怕饥寒交迫，也特别顾及脸面。在乡场上的讨价还价，基本都是象征性的。街上好客点的人家，在一些佳节前后的场里，多会来客盈门。场散，挚友至亲不是这个红光满面，就是那个酒意微醺，才高声大气欢笑而去。

　　这深山里的乡场，就像一所深山的小学。山民们的市场经济意识不强，几乎没有经商的经验。这些乡场上的“学生”因缺乏师资，主要靠的是自学。偶尔出现一两个“老师”，也会令大家无所适从、措手不及。有来自城里的购销里手，太精，向老实山民设套，压质压价。山民费力不讨好，时常吃点大亏。而当地无师自通的土著，有的也偶尔让老实巴交的人吃一两回闷亏，上了当却作不得声。附近曾有两父子，赶场时装成一对陌生人，儿子卖猪，父亲在有买主时上前抬价，一口一声，老弟这个价行不行，老弟那个价卖不卖，留下个经典的笑话。

　　每逢市日，乡场边的人家不做生意也有一点收益。门口摆了卖肉案板的，屠夫生意好时会给上毛把钱，最差也少不了几根带一点点肉的猪骨头。出借了摆货的木板和板凳的，小菜都要得一点。在这些方面，似乎没有什么规矩，但人们都非常客气。

　　乡场上最令人兴奋的事情，是打孤掳子（扒手）。有的山民辛苦一年半载，喂出一头猪或几只鸡，在乡场上得个几十块血汗钱。不料，被外乡来的扒手扒走。他们呼天抢地，悲切之状，令人心酸。我的脑海里，至今还存留着那些妇女倒地痛哭的惨状。每当此时，便有无论认识与否的数人自发去四下寻找。交通不便，扒手无法跑远，一旦发现，就有好戏看了。先有一人将他扭住，数人一拥而上，雨点般的拳头会劈头盖脸打过去。扒手多数不发一声，也有低头求饶的，一旦挣脱便沿路被打。大家熟悉了那张脸，以后他再也不敢到这个地方来了。

　　乡场上给我印象最深的人，是个不记得来自哪个寨的聋老婆婆。她个头不高,一袭黑衣，灰白的头发从蓝黑的头帕间露出来。头帕下长满皱纹的脸，表情平淡，无半点喜怒哀乐的色彩。有段时间，她经常来赶场，也经常大声与人打招呼，自然友善。由于听不见，弄出些东扯葫芦西扯瓜的笑话。街上有小孩知道她的底细，故意窜去她的面前，大声地连续高喊：“聋子！老婆婆——聋子！老婆婆——”在旁人骂那小孩时，老人惊诧之余，也就稀里糊涂地开腔回骂，街上顿时热闹起来。她追得几个小孩四下奔逃，躲入楼房、厕所、猪圈，大气都不敢出。

　　有一段时间，我却觉得赶场影响了我。我家窄窄的一绺房，有桌子、光线最好的是临街的那间。高考那年的假期，我常在那里看书复习。窗外砍肉讲价与家长里短的嘈杂声，不时地涌入，使我偶开小差。我们当地升学率极低，几乎只能追求每年零的突破，而雄心勃勃的我们迎考时间又非常短，希望与悲观交织，难免心生怨意。

　　事实上，乡场上的岁月是非常快乐的。闷声看书的日子，假期劳动的日子，总是枯燥连着劳累。当我每次推开木楼的大门，面对乡场上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都会在集市的乡音缭绕中，感到亲切踏实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