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建华

　　老家草塘，出城往西七公里，上年岁的老者一般唤作“草塘亭子”，据传昔日建有为路人免费提供茶水的茶亭，由此而过的石板驿道则是古县城至官岭、通祁阳的必经要道。但公路交通的飞速发展，古驿道早已被遗弃和尘封，草塘茶亭亦不知废于何年，唯存数十块风化破碎的古驿道石板。

　　儿时记忆里，这石板路由村东头的石桥延伸而来，石桥极短、极窄，因为桥下绕村而过的小溪狭小异常。但幼时胆小的我仍慑于过桥，以至于桥那头的记忆至今完全空白而陌生。所以，印象中的石板驿道就是始于石桥，经数十级石阶拾级而上，穿越村庄后再扬长西去——依稀记得某日黄昏，儿时的自己坐在光滑的石板路上呆望远方，身后的影子拖得老长。这小桥流水、斜阳孤村、长亭古道，竟是最初印象中、历久弥新的诗意乡村画面……

　　如老家这样的茶亭，《同治常宁志》中记录颇多，譬如玉泉茶亭、石盘铺茶亭、五里牌茶亭、寒婆凹茶亭等等，多达30余处。这些茶亭大都是民间公益建筑，并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的亭子，实际上往往有数间房子，由乡绅、士人、富户或崇佛向善者自发捐建、倡建，以供过往行人遮荫乘凉、挡风避雨，甚至还可借宿。而茶亭主人或捐建者聘请的茶工则常年于此煮茶、施茶，分文不取且乐此不疲，只为行善积德、福荫子孙，并不追求如今茶馆热衷的经济利益。

　　因此，不管是当时的官家、客商、旅人还是乡邻，过往茶亭歇息时总能无偿喝到热茶。有此“古道热肠”，茶亭自然赢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记得孩提时代，祖父就曾对我讲，当年的盗贼围村打劫，周边村庄几乎无一幸免，但盗贼从来不围草塘亭子。祖父将原因归结为盗贼人少，围不了草塘亭子这样的大村庄。但实际上，草塘村庄人口最多时也才百多号人而已，村庄从来就不大。我想倒是草塘堂屋门框上那副早已斑驳的“入世须才更须德，传家积善还积书”的对联说明了原委——草塘茶亭积善积德，惠及了所有的赶路人，自然也包括了“盗”上的朋友。而盗亦有道，打劫于己有恩的茶亭，盗者内部也会有所阻力和忌讳。再说了，所谓的“盗”，都不过是乡邻而已，迫于生计铤而走险罢了。由此可见，正是茶亭作为正义和慈善的化身而由此拥有的崇高地位。

　　《同治常宁志》中的茶亭，大多由读书仕人捐建。譬如草塘茶亭，“县西十五里，监生（选入中央学校国子监就读的秀才）郭精一捐田施茶”。东山市茶亭，“县西三十里，国学吴汝周、妻张氏建，捐田为施茶费”。雷家岭茶亭，“县北二十里，雷奇发、监生雷友明等建并捐茶田（嘉庆续志）”。花桥茶亭，“县西四十五里，监生吴山階建（嘉庆续志）”。这些茶亭的取名，也并不完全依地名而来，有的还颇有讲究，并存在一定的教化意义。

　　有宣扬慈善义举的，如五社亭义庄。 “举人杨珖捐田九石，养族中老，赈五社饥”，“社”是古代基层行政单位，《左传》有注，“二十五家为社”，《元史·食货志·农桑》则称五十家为社。总之，这五社亭义庄除了平日施茶，还能赈济五个社至少五六百人度过饥荒，所以取名五社亭。

　　有宣扬孝道歌颂长寿的，如八一亭。“县南二十五里，监生曹应灿为母建（嘉庆县志）”，说明是监生曹应灿为庆贺母亲生日而建。

　　有教化世人的，如劝惩亭。“中悬二匾，曰流芳百世，曰遗臭万年。列善人四名：黄帆、聂廷凤、夏应松、刘瑜。国朝增善人一名：吴宗孔（嘉庆县志）”，而“遗臭万年”的匾则未见有人名记录，不知道是修志时有意删除，还是本来就没有。但五位善人被张榜公布在茶亭中，说明古人的确十分看重行善积德，考虑到茶亭来往人员较多，自然有更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还有祈愿求福或寄托禅意的，如行乐茶亭，“县西四里，孟家凹詹广积建，并捐田施茶”。

　　这些曾在常宁乡间广泛分布的茶亭讲述着，常宁既曾是一个古老的产茶区，又是一个完整保留了悠久饮茶习俗的地域。作为温情之所、教化之所的古道茶亭，正是常宁百姓行善积德、与人方便的历史缩影。此刻不得不羡慕那时的旅行者啊，长亭古道，芳草连天，但只要觅得茶亭，即可从容不迫，尽管浅斟低唱：

　　百年岁月无多，到此且留片刻；

　　万里程途尚远，何妨更尽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