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兆军

　　明《礼部志稿》中记载了一桩轶事，洪武八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明太祖朱元璋，文章洋洋洒洒写了一万七千余字。朱元璋看得眼花，就让秘书王敏代劳，都念到六千五百字了，还没听出个所以然来。朱元璋大怒，令人将茹太素痛打一顿。翌日又叫人继续读，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时，方接触正题。也就是说，明明五百字就可以说完的事，非要写一万七千字的奏章，朱元璋深受其累，感触颇深，遂规定：今后凡有“繁文违式者罪之”。

　　由于长篇大论而吃了苦头的，不只是中国的茹太素，老外也有这样的例子。美国第九任总统威廉·哈里森在1841年3月4日发表就职演说，演说词多达八千五百个单词。那一天特别寒冷，68岁的哈里森没戴帽子也没穿大衣，坚持站在台上絮絮叨叨地读了将近两个小时。这次演讲后，哈里森因感染风寒，很快转为肺炎，并且一病不起，就职后仅仅一个月就见了上帝，成为美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短的总统。

　　山东抻面好吃，文章抻长了就不好“吃”了。由于嗜好长文章，茹太素挨了打，丢了脸面；哈里森总统生了病，丢了性命。这代价不可谓不大。其实，文章不在长短，贵在内容有分量，结构清晰，条理分明，有许多优秀的文章正是因其短小而又精深才脍炙人口，得以流传千古的。

　　唐代诗人祖咏，在应试时需按所给题目写一首试帖诗。按考试规定，试帖诗需写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诗，但祖咏只写了二韵四句就交卷了。当主考官问其为何不再写下去时，答曰：“意尽。”意尽则止，这真是无话即短，不必画蛇添足。还比如上古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虽然仅有八个字，然而起承转合，一气呵成，生动再现了原始先民从制作工具到捕猎的全过程。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也仅三百余字，可是千古传颂。

　　文章冗词赘句，浪费自己时间不说，还浪费他人的阅读时间，影响实在极坏。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历数“党八股”八大罪状，将那些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文章，比喻为“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要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

　　如今，联想到有的作品应时、跟风、粗制滥造者太多，尤其是电视剧之类，“注水”严重，胡编乱造，拖沓冗杂，尽显无病呻吟之态。还有就是文风、会风虽有了根本转变，但仍有不少领导热衷于做长演说、写长文章，仔细一听，却是车轱辘话翻来覆去，空话、废话长篇累牍，真正管用、实用的没有几句。

　　顾炎武在《文章繁简》中说，写文章就如同风从水面上吹过，自然而然地形成波纹；如果不是自然地形成，而是有意地追求繁复或简洁，那么就会出现弊病了。窃以为，执笔为文者，当从茹太素上书挨打一事吸取教训才是，有话即长，无话则短，这才是我们应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