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波

　　久雨初晴，空气分外清新。冬天的阳光如白银一般倾泻而下，洒在人身上暖烘烘的。我走进文庙，来到修葺一新的奎文阁。

　　奎文阁又名文昌阁，原为文庙藏书楼，现为新算学馆旧址，矗立于浏阳一中校园内后山坡的绿树丛林之中。2013年，与浏阳文庙一同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一栋典型的江南双层楼阁建筑，依山势，傍嘉木。楼系一进，厅居其中，左右三房。红墙，黛瓦，上为联牖雕窗；飞檐，翘角，侧立一壁青砖。

　　门前的檐柱上，挂有一副楹联，黑底金字，赫然入目：兴算为先驱，讲坛斧劈千年锁；舍生召后起，正气天惊一代雄。大门两侧墙上，嵌有新算学馆标志、用祈阳石制作的说明牌，悬挂着“浏阳算学馆旧址”和“浏阳市第一中学爱国主义教育阵地”铜牌。

　　奎文阁始建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今日之阁楼，与其说是建筑的修缮与复原，不如说是思想的缅怀与传承。发生在这里的故事，都与一位浏阳人有关。

　　他，就是谭嗣同。

　　走进阁楼中厅，迎面看到的就是他那尊半身青铜塑像。只见他疾首蹙额，凝神沉思，深邃的目光遥望着前方。

　　作为始创者，谭嗣同当时力排众议，苦心孤诣，竭力创办算学馆的初衷何在？其历史价值、影响几何？反复研读着嵌在正厅东墙上的《浏阳兴算学议》，追溯他短暂而光辉的人生轨迹，我不禁陷入一种苍凉而悲壮的思索之中……

　　清同治四年（1865）3月10日，谭嗣同出生在北京城南宣武门斓眠胡同。嗣同幼从父读，5岁启蒙。10岁时，父亲升户部员外郎，全家迁居北京浏阳会馆。经父亲推荐，受教于浏阳名儒欧阳中鹄。

　　13岁的嗣同跟随父亲第一次回到家乡浏阳。再拜从北京返乡的欧阳中鹄为师，恰遇唐才常同窗，“两人少同游，长同志，定为生死交”。这一结交，酿造了“浏阳双杰”变法喋血的伟大壮举，写就了中国近代史上惊天动地的璀璨诗篇。

　　从1885年起，嗣同离开家乡，开始了长达10年的游学生涯。游学中，他结识了一大批有志改革之士，广泛接触了下层社会，目睹国家危亡、人民疾苦，提出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谭嗣同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教育制度太落后，只有通过兴办新学，提高国民素质，才能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

　　谭嗣同向欧阳中鹄老师写了一封2万字的长信，阐述了自己对时局的分析，以及开办实学、倡立算学馆的思想和计划。欧阳中鹄阅信后，十分欣赏，在信中作了27处批跋，决定印刷出版，这就是著名的《兴算学议》。

　　《兴算学议》得到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湖南学政江标的支持。江标迅速批示了谭嗣同等人想将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的提议，最终将算学馆馆址从南台书院迁至文庙奎文阁。就这样，原为文庙藏书楼的奎文阁，因谭嗣同、唐才常、欧阳中鹄等人在此创办“新算学馆”而名闻天下。

　　十分遗憾的是，在新算学馆开办的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随着戊戍变法的失败与谭嗣同的殉难，新算学馆也就停办了。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的鲜血没有白流。新算学馆办学时间虽然短暂，但开创了民间创办科技团体的先河，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新的开端；它使当时的湖南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遥想当年，老迈的夜色笼罩着神州大地，而这一座小小的阁楼，却兀自射出一窗又一窗的光亮，那些如火种一样的思想，曾辉映着多少青春的面孔。

　　我流连徘徊在奎文阁门前的樟树坪里，耳边回响着谭嗣同的铮铮誓言：“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奎文阁有着人们遗忘的梦境，在等着人们来找寻。浏阳一中是我的母校。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曾在奎文阁住过一段日子，而我的梦境也在其中。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找到它，但我触碰到了它，真实而又虚幻。我忽然明白，那梦境中巍巍国魂的吉光片羽，已永远留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