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兆盛

那天下午，父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打吊针。突然，他想坐起来，我忙问是不是要喝水，父亲说不喝，他抬起左手指指耳朵说：“好痒，给我拿根棉签来吧。”我赶紧扶父亲起来，找护士要来了两根棉签。

我知道父亲是想掏耳朵了，但他右手扎着针头，左手掏得了左耳，右耳肯定顾不上。我要父亲忍一忍，等打完针再掏，父亲说实在是忍不住了，必须马上掏。我犹豫了一下才下定决心：“我来吧。”父亲先是摇摇头又接着点点头说：“好。”

我走到父亲床边，开始帮他掏耳朵。毕竟是第一次，拿着棉签的右手居然有些不听使唤，颤抖起来。父亲感觉到了，说：“莫担心，掏吧。”

棉签慢慢伸进了父亲的右耳朵，轻轻转动几下，我问父亲：“这样可以吗？”父亲说：“蛮好。”我这才放下心来，小心翼翼地掏。渐渐的，手不那么抖了，动作也麻利多了。

约摸一支烟工夫，父亲的两只耳朵终于掏完了。我长吁了一口气，发觉手心和额头都已渗出了汗。一阵凉风从窗户吹进来，我看见父亲皱纹密布的脸上露出了舒心的笑容。父亲告诉我，将近半年没掏耳朵了，掏完耳朵舒服多了。

掏耳的工具是棉签，不是耳勺，严格地说，这还不能算掏。但，已年逾五旬的我，权且也算有生以来给父亲掏了一次耳朵吧。如果父亲不是因病住院，如果住院了打吊针这会耳道没有痒得难受，那我此生可能连这样的一次机会都不会有。

父亲年过八十，最近几年，身体每况愈下，腰椎盘突出让父亲原本硬朗的腰身佝偻了几分，结石、痛风让父亲身体状况更糟了。手术后的父亲显得苍老了许多，掏耳朵那会，是我成年以来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挨着父亲，我才发现父亲真的老了！满头白发，其间没有掺杂一根青丝，满脸皱纹，如纵横的沟壑，且深而密……

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父亲给我们5兄妹掏耳朵时的场景，幼时，我和4个弟妹掏耳朵的“工作”都是父亲一人“承包”的。那时，父母都在生产队出工，天天忙得晕头转向。当生产队长的父亲，每天早出晚归，但不管再忙，每隔两三个月，他总会挑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抽出一点空闲，给我们轮流掏耳朵。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家还没通电，家家户户都点煤油灯。煤油贵，灯光弱，父亲便在自家小院里摆上两张小矮凳，拿出奶奶的陪嫁品——一只约半根筷子长的银耳勺，开始给我们掏耳朵。

一轮皓月挂在中天，皎洁的月光洒满整个小院。我们紧挨着父亲，头枕着父亲的大腿。父亲细心极了，轻轻地，慢慢地，掏了左耳掏右耳。我们眯着眼睛，尽情享受着浓浓的父爱，满满的，仿佛都快从心里溢出来，与遍地的月光融合在一起……

那时，不谙世事的我，也曾想过，等长大了，我也要帮父母掏耳朵。后来长大了，我却远离了父母，“常回家看看”挂在嘴边放在心里，而真正付诸行动实在太少了。

这次帮父亲掏耳朵，是在父亲患病的情况下。待父亲病愈后，我若还能常给父亲掏掏耳朵，那才算真正尽了一点点做儿子的孝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