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徐特立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的身份，王凌波以驻湘通讯处上校主任的身份，在长沙市东长街(今蔡锷中路)徐祠巷19号徐家祠堂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对外作为八路军的公开机构，领导开展湖南抗日民主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在长沙工作期间，王凌波与中共湖南省委紧密配合，做了大量党的恢复和建设工作；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交涉，营救关押在湖南长沙等地的“政治犯”和红军战士。放大镜、眼镜、钢笔、怀表都是王凌波的随身携带之物，见证了长沙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壮大。

徐特立来到长沙，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37年底至1938年冬，徐特立在长沙期间，受邀在临时大学、银宫电影院、湖南广播电台、湖南大学、国立戏剧学院、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学联、妇联、长郡中学、第一师范、火宫殿等地发表公开演讲19次之多，为报刊撰写文章40多篇，主题包括：宣讲中共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抗战到底；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言明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但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宣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发动民众，鼓励青年学生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徐特立是湖南的老教育家，他的多次公开演讲，使人民群众在十年内战之后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精神为之一振，为长沙抗战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带动长沙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高潮。

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积极宣传下，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抗日报刊层出不穷。全面抗战爆发后，湖南人民抗敌后援会、湖南各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长沙分会等一大批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在长沙组建。特别是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的成立，将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爱国人士联系起来，动员了各方的力量，组成了文化界最广泛、最具影响的群众团体，向群众进行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大宣传、大发动，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高潮。1936至1938年间，长沙创办进步报刊40余种，其中《前进》《民族呼声》《抗战日报》《观察日报》《抗战文化》《中苏》半月刊等，都旗帜鲜明地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其他报纸如《大公报》《力报》《国民日报》等也都发挥了宣传抗战的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央日报》著文称“今日之抗战，为民族抗战，为全面抗战……惟有动员广大之农村民众，以为抗战自卫之后备军”；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亦提到“全国人民总动员”。张治中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后，将动员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作为其治理湘政的一项重要施政措施。他提出民众动员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民众动员是复兴民族的基础，成立了湖南省民众训练指导处，亲自担任主任，聘请徐特立等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担任指导工作。后又成立了指导处办事机构，举办民训干部训练班，“训练后派往各县工作，把革命的种子撒播到各县去了”。指导处还编印了一套《抗战传习片》，作为湖南省民众训练教材印发，内容通俗易懂，图文并茂，以求达到“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人人奋起，抗战救国”的目的。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除了进行抗日宣传外，还有向前线输送物资、动员青年参加抗日的工作。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许多青年迫切要求到延安去。1938年6月至8月，通讯处设立了“抗大、陕北公学长沙招生委员会”，从长沙先后向延安输送了约600名革命青年。在这批革命青年中，有一位杰出青年——杨展。杨展是杨开慧烈士的侄女，姑母的牺牲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全面抗战爆发后，她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陕北公学招生，她踊跃报名。她深知自己是家中独女，父母不会轻易同意自己离开，于是她在离开长沙前夕给父亲写下了这封告别信。谁知这一别竟是永别。1941年，杨展牺牲在晋察冀边区，年仅21岁。

这是一张彩色丝线绣歌谣白棉布方巾，歌谣共392字，讲述了一位新婚妻子对抗日前线上丈夫的牵挂。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军队急需兵源补充，国民党政府根据1933年颁布的《兵役法》，向社会广泛征兵，俗称“抽壮丁”。“家有三子抽一人，兄弟五人抽一双”，是当时的主要征兵方式——抽签法。据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记载，1937年至1945年，湖南共实征壮丁1570172人，居全国各省第三。“八月桂花满园香，家家收谷上高仓”，歌谣中除了对丈夫的思念，更有后方群众坚持生产、提供军需的生活写照。据统计，全面抗战期间，湖南共上交军粮7001000万担，军布300万匹，军棉7万担。此外，湖南人民还提供了大量的钨、铅、锌、锑等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本期特别支持：长沙市博物馆

供稿 | 刘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