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克昌

　　关于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现代著名作家、诗人如郭沫若、臧克家、周振甫等都曾撰文对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有过连篇累牍的论述，无庸我在此赘言。笔者谨就前贤未尽之言，略说自己一孔之见。

　　《蝶恋花》词的由来

　　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蝶恋花》词，笔者与李淑一（1901——1997）在上世纪60年代有过几封信件的往来，从中了解到毛泽东当年写《蝶恋花》词的鲜为人知的内幕。

　　那是1957年的春节，李淑一给毛主席写了封贺年信，因为她已经有三年没有写信给主席了，算是向主席请安的。信中还附上她在1933年夏天写的一首《菩萨蛮》词，当时因为传言直荀牺牲，淑一结想成梦，大哭而醒，和泪填了首《菩萨蛮》词，词云：“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信中还请求主席将早年与杨开慧恋爱时，赠给开慧那首《虞美人》词抄给她，几十年过去了，淑一只记得词的开头两句。当时主席正出访苏联，回国后见到李淑一的来信，很快在5月11日回信，信一开头就说：“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子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意思是说李淑一不应当用“请安”的字眼。淑一的《菩萨蛮》词主席看了，信中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泳七夕之类。”接着，就写了这首著名的《蝶恋花》词：“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李淑一本来想要的是一首旧词《虞美人》，却得到了一首新词《蝶恋花》，这让她感到异常欢喜和兴奋。笔者事后得知李淑一索要那首《虞美人》，标题为《枕上》，作于1921年，并非作者所述的那样做得不好。在毛泽东逝世前，这首词没有公开发表过，鲜为世人所知，直到1994年12月26日才由《人民日报》发表。词曰：“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李淑一收到这首《蝶恋花》词后，很是高兴。在给同学讲课时，就把这首词讲给同学们听，不少同学还把这首词抄在笔记上。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位同学发现这首词后,就要求拿去发表，李淑一说：“这是私人唱和，如要公开发表，得经主席同意。”湖南师院张明霞同学就给主席写信，请求公开发表。后来主席亲自复信，同意发表，只是把题目《游仙》改成了《赠李淑一》。于是这首词就在该校院刊《湖南师院》1958年元旦特刊上发表了。接着，1月5日上海的《文汇报》率先转载了这首词，很快《人民日报》《诗刊》和全国各地报刊均以醒目篇幅相继发表了这首词。一时注家蜂起，人们争相传诵。

　　李淑一的词牌名被记错

　　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最初在全国各报刊公开发表时，为让读者加深理解，词末加了“编者注”，全文如下：“这首词是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5月写给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李淑一同志的。词中‘柳’是指李淑一同志的爱人柳直荀烈士。他是毛泽东同志的老战友，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政府委员，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参加过南昌起义，1932年在湖北洪湖战役中牺牲。‘骄杨’是指杨开慧烈士。她在1930年红军退出长沙后，为反动派何键杀害，她是李淑一同志的好朋友。”1963年12月毛主席诗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蝶恋花》词收入该书时，标题由《赠李淑一》改为《答李淑一》，还在“编者注”末添加了如下数语：“1957年2月，李淑一同志把她写的一首纪念柳直荀同志的《蝶恋花》词，寄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写了这首词答她。”当时我看了这个“编者注”后，忽发奇想，决定写封信给李淑一索要她寄给主席那首《蝶恋花》词。信很快转到了李淑一在北京的寓所，她在1964年3月12日给我写了回信。

　　信中指出，新近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蝶恋花·答李淑一》词“编者注”最后数语，应该是主席校正时添写的。是主席一时记忆失误。把李淑一的《菩萨蛮》词说成了《蝶恋花》。这在当时确实是个谜，不为外人所知。李淑一信中说：“不过，这首‘菩萨蛮’确是主席写‘蝶恋花’词的写作背景。譬如我说：‘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主席答：‘我失骄杨君失柳’ ，其意若曰：你失掉了柳直荀呀，我也失掉了杨开慧啊！你不知道他们上哪里去了吗？‘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杨柳的忠魂轻轻飘扬，直上九重霄去了。”李淑一的信中还提到，1959年6月27日，毛主席访韶山老家返回长沙时接见了她，他对在座的湖南省党政领导介绍说：“她就是李淑一，开慧的好朋友。她前年把悼念直荀的词寄给我看，我就和了她这首‘蝶恋花’词，完全是照她的意思和的。”

　　关于“编者注”的错误，李淑一在信中也提到，她“将请主席在再版时予以校正”。但因主席年事已高，为国操劳，日理万机，已无暇顾及一条“编者注”的琐事了。不久，《毛主席诗词》再版发行，“编者注”仍未作任何改动。于是，我作为知情者，在1964年9月间致函人民文学出版社，建议修正“编者注” 的错误。果然，该出版社在1965年的新版《毛主席诗词》中，“编者注”的最后数语，改成了：“1957年2月，李淑一同志把她写的一首纪念柳直荀同志的词，寄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写了这首词答她。”这一改动，妙在省去了李淑一词的词牌名，不说前注有错，却又确实纠了错，留给读者很多想象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