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钩沉
学界“牛人”刘文典
发布时间:2017-09-08 编辑:湘声报-湖南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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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文典(1891—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一生从事高等教育事业。早年加入同盟会,师从刘师培、章太炎研习国学,留学日本,精通多国语言,学贯中西。

  ◆鲁建文

  说到刘文典“牛”,人们很容易想到他在安徽大学代理校长之职时,痛斥蒋介石的事。这在当时无疑是影响不小的,可谓朝野皆知。鲁迅先生也曾有文章,专门说到过此事。不过,据章玉政在《狂人刘文典》中的介绍,这位国学大师的“牛”并非就这事,在学界他还有很多“牛”事儿,今天说来仍令人回味无穷。

  在大学做教授,讲课当然要算是第一功夫。他讲课,却是坐在太师椅上,一边抽着烟,一边喝着茶,慢慢讲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给新生上课,在开场白中便说:“大家来听我讲课嘛,就要了解我的一个习惯,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别人不认识的字,我认识;别人不懂的文章,我懂。你们不论有什么问题,尽管拿来问我好了。”他在西南联大上《庄子》研究课就更是玩味,一进教室便对学生说:“《庄子》我是不太懂的。”给大家一个真还谦虚的样子,然而,稍等片刻他又接着补充说:“那也就没有人懂了。”把教室弄得满堂大笑。而且,经常讲到精彩之处,学生个个听得津津有味时,他便起身问前排同学是不是要下课了。有一次,他在清华讲《文选》中的《月赋》,课才上了30分钟,就宣布今天的课至此结束,大家都感到愕然,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在卖什么药。几天后,正是农历十五,皓月当空,他便通知学生到校园操场内,围桌而坐,再听他月下讲《月赋》。他时而仰头问月,时而高声吟诵,旁征博引,妙语连珠,恰似带着大家在月宫中遨游,同学们无不听得饶有兴味。

  无论是在北大、清华,还是在联大、云大,他的开课在教授中都是最多的,高达十多门。无论上什么课,他从来都是不备课的,古今中外、天马行空地一路讲来,板书也是中文、英文、德文、法文几种文字一起上。他在联大讲《文选》中的《海赋》,时而考释字义,时而校读古音,时而臧否人物,时而引证史实,毫无章法,讲到哪里到哪里,结果一个学期过去,虽然学生都反映收获不小,但文章却只讲了半篇。在他看来,“名教授备课是很可耻的事,教授之所以成为名教授,就在于不备课也能讲。”他也确实成为当时最有名气的教授之一,学生就像今天的“追星族”一样,都以能听到他的讲课为荣。他在西南联大师院露天里讲《红楼梦》,不但学生都去听,就是一些名教授也不落一场。自视很高的吴宓总是事先坐在最后一排,刘文典讲到兴头时,往往望着最后的吴宓说:“雨僧兄以为如何?”而吴宓总是点头示意地回答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著述对于大学教授来说,也是一门不可或缺的硬功夫。刘文典的著述是从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开始的。他通晓多门外语,曾多次对人说“我不译书是社会的一件不幸”。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就是翻译之作。可以说,自这篇译作发表之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一连翻译了《生命之不可思议》《进化与人生》《宇宙之谜》和《进化论讲话》等现代西方科学著作,成为《新青年》一度重点推出的“高产译手”。非常难得的是,他所翻译的书都受到了当时市场的欢迎,一版再版,甚至成为抢手货。其中《进化与人生》再版了6次,《生命之不可思议》也再版了两次。不少书社还以连载他的译著来打广告,招揽生意,销售期刊。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曾称刘文典是“译书的天才”,他倾注大量心血进行“共学丛书”编辑时,就特将刘文典的译著《进化与人生》收入其中。在当时,胡适对刘文典的译著也是大加赞赏的,他说刘文典的“译笔竟是一时没有过敌手”,刘文典“不译书是社会的一大损失”。可见,刘文典曾经的自夸大概最先还是源于胡适之口。

  刘文典的另一类著述便是校勘之作。1923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校勘著作《淮南鸿烈集解》,自称是“忍不住偷吃荤腥”的试水之作。当时不写文言文了的胡适破例以文言文为他写了序,称“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书籍正式出版后,梁启超、鲁迅等一批大家也都特地到书店买了一套珍藏,足见其在当时的影响力。随后,他又校勘出版了《庄子补正》《大唐西域记批校》,特别是《庄子补正》,可以说是他研究《庄子》的集成之作。陈寅恪在《庄子补正》序中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他自己则是这样评价:“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其它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共半个。”胡适在写《中国哲学简史》时,引用《庄子》“至乐篇”中的一些文字,说“自古至今无人能懂”,刘文典遂将“至乐篇”的文字重新考订了一番,即“稍稍可读”。可见,在当时他还真要算是对《庄子》最有研究的学者了。

  特别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在北大、清华,还是后来在联大、云大,都是学术高手林立的地方,但让他真正敬佩的人却是微乎其微。他曾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对于刘文典在学界的这种“牛”,我想,如果打个比喻来说,就像木桶中的水一样,倘若只有半桶却是荡得很,当然应是狂傲自大了,而桶满溢出恐怕则要算是真才实学的自然流露。刘文典无疑应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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