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鹤同

教育家张伯苓（1876—1951）以“痛矫时弊，育才救国”为办校宗旨，以全面展开“德、智、体、美、劳”教育为方针，于1904年创办了南开中学，继而又在此基础上，于1919年创办了南开大学。从而，使之成为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齐名的大学，并形成“炸不掉的南开精神”，成为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的一道奇观。

张伯苓从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败给日本，看到了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要改变人的精神面貌，挺直民族的脊梁，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兴办新式教育，培养出能救国救亡的栋梁之材。他不但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后来又创办了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南开体系，形成了私人建校绝无仅有最完整的一个。

张伯苓以抗日救国为缘由建校，在教学中更是以抗日救亡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事业。“九一八”事变后，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都以各种方式和实际行动，支持抗日。张伯苓不但发表名为《东北事件与吾人应持之态度》的爱国演讲，还对东北籍的学生，生活费一律减免，学费缓交；凡因战乱而流亡关内的东北大学生，南开一律向其敞开大门，助其完成学业。

此外，张伯苓还出任“天津救国会”“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抗日联合会”等爱国组织的负责人，担负起引领抗日的责任，发送信函和赠送物品鼓励和慰问前线抗日将士。1934年10月，在华北运动会上，南开中学的学生打出“勿忘国耻”“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的手旗标语，并高唱《努力奋斗之歌》，令当时参加运动会的日本驻津最高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坐立不安，向张伯苓抗议。张伯苓义正辞严地回答：“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

张伯苓和南开的举动让日本侵略者非常痛恨。张伯苓也敏锐地觉察到，日寇对华侵略愈演愈烈，平津地区危在旦夕。为此，他决定在日军全面袭击之前，为南开学校寻觅一个安身之地。1936年，他到四川考察，最终在重庆选购了800亩地，创办了被重庆人赞誉为“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摇篮”的南渝中学。

果然，“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寇狂轰滥炸，南开被炸成一片废墟。为了继续他的“救国”教育，张伯苓果断地把南开中学迁往重庆，南开大学先迁往长沙，后又迁至昆明，与北大、清华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务委员。日本敌机仍然紧追南开不放，时常空袭轰炸骚扰。面对日寇的野蛮行径，张伯苓大义凛然：“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他以昂扬的斗志，发出“读书不忘抗战，抗战不忘读书”的抗日宣言。

张伯苓毕生倡导“公”“能”教育，熔社会教育与个人教育于一炉，为公为国，不畏艰险，兴学育人，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大批优秀人才，为我国的现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