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建华

清朝道光十二年（1832）春，彭玉麟随父母回到衡阳古镇渣江。先年冬天，其父彭鸣九奉委解送京茶，自京返皖途中，闻母亲凌氏病殁，遂决定挈妇将雏回籍奔丧。在《道光辛卯，丁大母艰，由皖江别舅氏，侍双亲初归衡阳》一诗中，彭玉麟这样写道：“上奉双亲别渭阳，缟衣难释祖慈伤。儿时不识家何在，十七年才返故乡。”

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1817年1月30日，许多史料误传其生于1816年），彭玉麟生于安徽省安庆府怀宁县三桥巡检司署。故乡原来只在父亲的描述里，在他飘飘渺渺的梦中。回到衡阳后，他感到非常兴奋，觉得一切是那样的新鲜而有趣。《到衡阳喜作》一诗中，他如是吟道：“昔闻衡九面，今日到衡阳。树绕湘流绿，云开岳色苍。弟兄惭二陆，父母喜双康。风土初经历，家乡等异乡。”可惜的是，他的喜悦心情很快就荡然无存了。

彭氏先世籍属江西省吉安府泰和县，明仁宗洪熙年间（1425－1426），彭显明字声扬者以进士官衡州，先居府城崇善里回龙堂，后迁衡阳县永福乡渣江何隆町（今衡阳县渣江镇原和睦村何隆组，2016年撤乡并村更名玉麟村老屋组）。成化、正德年间，彭氏科甲相继，屡有中试者。到了彭启象这一代，在乡务农，家贫无田，以佃耕为生。其子彭鸣九（1772－1833），字鹤皋，少通五经，工楷隶，能诗词，府县试屡居前列，但无钱只能辍学。嘉庆元年（1796），父亡后，彭鸣九奉母命游学江南，一笠一笔，卖字为生。在镇江北固书院得同舍黄生资助，赴京师考选供事，得了一个从九品的闲差。留居候选佣书自给期间，攀识吏部尚书道州何凌汉（今永州道县人，大书法家何绍基之父），“独重鸣九，过从甚欢”（《彭玉麟年表》）。嘉庆十八年（1813），彭鸣九选授安徽怀宁三桥巡检（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分局局长或派出所所长），调任合肥梁园巡检，“皖中称循吏”（清代著名学者、彭玉麟姻亲俞樾撰彭鸣九墓志铭语）。于此可以想见，何尚书并没有真正奥援湖南乡友，独得“好客爱士”之虚名。多年以后，坊间流传“何绍基拍案骂彭玉麟‘湘勇’，彭玉麟拔刀吓杀何相公”的故事，是否与此前事有关，业已不得而知。彭鸣九公余手不释卷，著有《江南诗草》《杏雨诗余》《正心篇》《培后篇》若干卷。彭鸣九成亲时年逾四十，其妻王氏（1785－1852），山阴（今浙江绍兴）儒士王维则女，年逾三十，婚后生六个子女，四个早殇，玉麟是长子，剩存的另一个是老三玉麒（1820－1881）。

在皖期间，彭鸣九将二十余年的薄积廉俸，陆续寄给衡阳亲党（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作“族父”），购买薄田百亩，岁入租百石，以为归来养老之计。回到乡间，他问亲党田在哪儿，亲党不但隐匿田契，还反过来说供养其母，要他偿还债务。彭鸣九无奈，只得靠典卖衣物营葬亡母，率妻及二子租居他人房屋，依靠族人接济生活。“慈母箱存衣上线，他人囊饱俸余钱。”彭玉麟《感事》一诗即指此。翌年三月十日（1833年4月29日），因亲党横暴，彭鸣九忧愤成疾，再加上旧疴复发，竟然一命归西。彭玉麟咽不下这口气，“锐思报之”，被母亲极力劝阻。

父亲死后，彭家益发贫困，而夺其田者的亲党，三番五次欺侮孤儿寡母。有一天，彭玉麒从渣江街上买盐归来，走到田垄中间，忽然窜出一个人来，也就是那个亲党，抓住他的头发，猛地将他推搡到池塘中，意欲将他淹死，幸亏路人相救。亲党还唆使乡里无赖上门凌辱，吓得彭家兄弟不敢出门，王氏泣求哥俩进城避难。

道光十六年（1836）冬，彭玉麟遵从母命，辞别陈常泰先生开设的井塘经馆，来到衡州府石鼓书院求学，再投衡州协标充书识（文书），“月支饷以养家”。在此期间，他写了《避难》一诗纪事，内有句：“弋人欲扼鹏飞路，石鼓山头避网罗。”5年后，浙江钱塘翰林高人鉴（字螺舟），由御史来任衡州知府，在衡州协副将麻国庆处见到彭玉麟写的牍稿，大为惊奇，说：“此字体奇秀，法当贵。”于是召见彭玉麟，见其“长身玉立，英迈娴雅，益奇之”（郭嵩焘撰《衡阳彭刚直公墓志铭》），当即叫他入府署读书，并亲自为他授课。翌年，“取为附学生员，陈坛赏其文，目为国士，从此闻名于郡县”（《彭玉麟年表》）。

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1853年9月29日），因无法忍受省垣长沙官场倾轧的曾国藩，来到衡州，编练湘军，准备征讨太平天国。衡阳名绅、已故湖北巡抚常大淳仲子常豫，向曾氏推荐彭玉麟，提及其道光末年（1850）擒获新宁贼首李元发，咸丰二年（1852）又在耒阳与粤贼募勇对垒，说：“此人有胆略，可倚重。”常豫找到彭玉麟，劝他去见曾侍郎。彭玉麟因母丧未及一年，不想出山。恰巧曾国藩也居母丧，便对他说：“乡里藉藉，父子且不相保，能长守丘墓乎？”彭玉麟一听有理，遂进入曾国藩满弟曾国葆营帮办营务。曾国葆发现彭玉麟和湘阴外委杨载福勇毅非常，认为“才当任一军，不宜屈为帮办”，便向其兄极力举荐。曾国藩遂令二人在蒸水河入湘江的石鼓嘴前筷子洲，创建湘军水师，成为中国近代海军之滥觞。嗣后因战功屡迁，人望日高，官居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大清三杰”，又与曾左及胡林翼并称“中兴四大名臣”“湘军四大领袖”。期间各种事功不表，本文单道其与故乡衡阳的深厚情谊。

船山书院是晚清湖南一所著名书院，始建于光绪四年（1878），衡阳县令张宪和为崇祀乡贤王夫之而创立，位于王氏先祖旧宅王衙坪，即今之雁峰区大码头横街。光绪八年（1882），衡阳士绅秉承湖南学政朱逌然意旨，在船山书院择师主讲王学。光绪十年（1884），两江总督曾国荃复将家藏所刻《船山遗书》322卷板片捐置书院，又捐助膏奖银两，嘉惠来学。翌年三月十五日，以衰病回籍休养的彭玉麟向朝廷上《改建船山书院片》，称“院地逼近城市，湫隘嚣尘，殊不足以安弦诵”，“臣与夫之生同里闬，亲读其书，私淑其人，敢不勉竭绵薄，力任重建书院之举？”遂捐俸银一万二千两，在湘江河中东洲岛上重建船山书院。“其南城书院旧址，改作船山祠宇，祀夫之木主其中。”建议“有司春秋致祭，俾士民有所观感而昭激劝之处，出自逾格恩施”。并将原来的县级书院升格为道级书院，“集衡永郴桂府州所属举贡生监肄业其中”，“凡延聘师儒，甄别生徒，整饬院规，发给膏火，皆应归衡州分巡道主持其事”。书院年收入折谷5000余石，如此充足的经费是当时中国其他书院所不敢奢想的。船山书院主教由“四府士绅商请”，像杨柏寿、夏彝恂等都是“学问名望素优之士”。主持书院的山长更非当世大儒不可，彭玉麟第一个想到了“湘学泰斗”“天下第一才子”湘潭王闿运。他还为书院撰联：“一瓢草堂遥，愿诸君景仰先贤，对门外岳峻湘清，想见高深气象；三篱桃浪渡，就此地宏开讲舍，看眼前鸢飞鱼跃，无非活泼天机。”

据说，彭玉麟一件马褂被虫蛀了几十个眼，至少穿了二三十年，自身俭朴如此，却对家乡的公益事业十分热心。同治四年（1865），赏加详勇巴图鲁名号的彭玉麟，没有计较早年受尽彭氏亲党的欺凌，而是“族中老者，岁有馈，以计丁口遍资给之，凡数万金”（《清代名人逸事》）。“捐白金八千两，以四千金修家庙，别捐田租为祭祀资；以四千金置义田，共收额租每年四百余石，归于家庙大公创设义塾”（彭玉麟《新立家塾义田记》）。同时，为盐田彭氏宗祠撰书门联：“盐不畏咸，梅不畏酸，念先人般般尝过；田必须耕，书必须读，愿后代个个力行。”他两次致书江宁布政使万启琛，请代为办理彭氏族长彭光祖、彭三申及族祖彭启琼、彭启璚捐纳事宜。

同治十年（1871），彭玉麟捐俸银修葺衡阳来雁塔，亲书“来雁塔”三字于塔额，至今清晰犹见。“这一因风水的需要而诞生的镇水佛塔，成为衡阳市一处醒目的古城景观。”（刘沛林《三道水口锁大江——古今衡阳风水谈》）。同治十一年（1872），重修石鼓书院，他“出多金，届期举工，不以累众”，“大新馆宇，弦诵之声洋洋矣”（李扬华《国朝石鼓志》）。因县学秀才名额有限，他又赞助军饷万两白银，从桂阳买来3个秀才名额。光绪十二年（1886），他捐银一万两，委派程春甫、唐汉南、祝松云创建衡阳、清泉两县试馆，奏请增加秀才和举人名额。此外，出资助本县学田银二千，宾兴（设宴招待应试科举考试的秀才）费银二千，育婴公费二千，还捐银兴建衡阳船工长沙会所，重修衡阳岣嵝峰禹王庙和南岳福严寺等。

彭玉麟对桑梓的另一大贡献，就是与衡阳知县罗庆芗、候选知县殷家俊等修纂《衡阳县志》，并赞助五千两白金刊刻。是志始修于同治十年（1871），记事迄于同治十一年，正文十一门七目，分疆域、事纪、赋役、建置、官师、礼典、人物、 山水、艺文、货殖诸篇，近30万字，收录资料精炼丰富。与此前所修县志不同，新增事纪门，亦即本县大事记，记述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至清同治十一年衡邑各类大事，开创了衡邑县志大事记之先河。艺文门主要收录邑人著作，包括闺秀文艺，为后人研究衡阳历史文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光绪十五年（1889）冬，彭玉麟回到衡州江东岸退省庵（今珠晖区财政局院内），“舁负登楼，遂不复下”。翌年三月初六（1890年4月24日）病殁，享年74岁。四月初三日，诏命追赠太子太保衔，照尚书例赐恤，并于湖南原籍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生平战功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五月十六日，诏命赐谥刚直。十一月十八日（12月29日），安葬于衡阳县樟木寺之原（今衡阳县樟木乡迎水村涂家冲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