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秋瑾、宋庆龄、何香凝、唐群英、向警予、蔡畅、邓颖超、帅孟奇被称为“中华百年八大女杰”。
令湖南人自豪的是,她们中间有4位是湖南人,一位是湖南媳妇。她们是秋瑾、唐群英、向警予、蔡畅、帅孟奇。
这5位湖湘“百年中华女杰”出生于不同年代,具有不同的特质,她们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女革命家,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或是党的杰出领导,但她们都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都是为民族解放、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奉献出自己的毕生精力甚至宝贵的生命。
除了这些让我们引以为傲的女杰之外,湘女还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众多的全国第一:中共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第一个女中央委员向警予,第一位女县长邵振维,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等等。正可谓“湖湘多壮士,巾帼有英雄”。
女杰们所处的年代,正是思想激荡、社会变革、救亡图存之时,女杰们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投身革命,在近现代革命史上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追随女杰们的足迹,缅怀她们的英雄事迹,传承她们的革命精神……
秋瑾:为民主革命抛头颅洒热血
◆刘艺
孙中山曾为她题词:“巾帼英雄”。周恩来总理也曾为她题词:“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生为我越东女儿争光”。虽然她不是湖南人,但她是湖南媳妇,在湖南接触革命思想,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她就是自称为“鉴湖女侠”的秋瑾。为争取民族解放,她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成为中国第一个为民族民主革命流血牺牲的女革命家。
秋瑾祖籍浙江绍兴,1875年11月出生,原名秋闺瑾,后自称“鉴湖女侠”。
1893年,秋瑾跟随赴湘任职的父亲来到湖南,并奉父母之命,于1896年嫁给了湘潭富商之子王子芳。1895年,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愤慨,变法运动迅速蔓延全国,湖南成为这次变法运动中最活跃的一个省份。秋瑾身处湖南,深受新学与革命思潮的影响,萌生了通变求新的思想,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
1899年,秋瑾随上京赴任的丈夫来到北京。1900年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秋瑾认识到,要救亡图存,就必须推翻清朝统治。当时,许多仁人志士为了寻求救国之道,纷纷前往日本留学,秋瑾也萌生了东渡日本的想法。1904年7月,秋瑾冲破重重阻力,义无反顾地来到日本,开始了留学生涯。在日本,她创办报纸、撰写文章、组织社团,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并于1905年9月加入同盟会,从此真正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1905年11月,日本应清政府的要求,驱逐留日中国学生。当年12月,秋瑾毅然回到上海。她满怀激情,视死如归,决心大干一场。在诗中她写道:“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回国后,秋瑾讲学办报,积极宣传妇女解放与革命思想。
1906年,秋瑾返回绍兴,与徐锡麟等人一起策划武装反清起义。1907年7月10日,徐锡麟在安徽安庆的起义失败并被杀害,秋瑾的处境非常危险。友人多次游说,要她避一避,但秋瑾不为所动,决心为反清爱国,唤起民众而献身。她在《绝命词》中写道:“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7月13日,清军抓捕了秋瑾,面对清军的严刑拷打,她始终坚贞不屈。最后,秋瑾挥笔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仰首走向刑场。7月15日,秋瑾慨然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2岁。
帅孟奇:女革命家正气贯长虹
◆廖梓伊
1998年4月13日,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组部原副部长、顾问帅孟奇同志在北京逝世。组织上高度评价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我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
1897年1月,帅孟奇出生于湖南汉寿县。1917年与早期共产党人许之桢结婚。在家庭的影响下,她走上革命道路。1926年2月,帅孟奇在汉寿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汉寿县发展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汉寿,她积极组织农会,成立妇女协会,打击土豪劣绅,惩治恶霸,成为汉寿县远近闻名的巾帼英雄。1927年“马日事变”爆发后,帅孟奇夫妇被组织上先后送到苏联学习。两年后,帅孟奇回国,遵照中央的指示,到武汉、上海等地投入到党的地下活动。
1932年10月,帅孟奇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在狱中,为了逼迫她说出党的秘密,敌人对她严刑拷打,甚至动用极刑。她坐过老虎凳,右腿骨被敌人上的木杠子压断。残暴的敌人拿出最毒的一招,把她倒绑着,往她鼻子里灌煤油水,以致她七窍流血,左眼失明。但她仍然岿然不动,宁死不屈,保护了党的秘密。后来,无计可施的敌人只能把她继续关押在监狱中。
1937年5月,病重的帅孟奇终于获准保外就医,迎接她的却是一系列不幸的消息:唯一的女儿在13岁那年被敌人毒死,父亲被驱逐出湖南,母亲疯了,丈夫误以为她已经牺牲另外组织了家庭……她没有沉沦,而是擦干眼泪,全身心投入新的革命工作。后来,她没有再组织家庭,却养育了许多烈士的遗孤、革命的后代,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孩子们都感激地叫她帅妈妈。帅孟奇生活非常节俭,但她对公益事业却异常慷慨。文革平反后,她毫不犹豫地把中央补发给她的两万元工资捐给了国家。她还将多年省吃俭用积蓄的5万多元钱,一笔一笔地捐给了“希望工程”和社会福利事业。
1956年帅孟奇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中央组织部工作近20年,她始终遵循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一身正气,秉公办事。她严于律已,身为中组部副部长,却从未为自己的亲属安排过工作,谋取过一个职位。有亲戚说她官做大了就“六亲不认”,她说:“我是共产党员,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不是为亲朋好友服务的!”
唐群英:女子参政运动的主帅
◆田利
她是冲破五千年封建制度重重阴霾、在中国大地上第一个举起男女平权火把的“女界先驱”,她以其侠气豪情、红莲品格、寒梅风骨铸造了中华民族“一代女魂”。孙中山称她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邓颖超称她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界的英雄人物,她就是唐群英。
唐群英1871年出生于湖南衡山,桃李年华嫁入了湘乡荷叶塘的曾家,遭受女殇夫亡的打击后,在坚强人格与信念的支撑下冲破封建桎俈,回归娘家且争取到了平等的族权。然而她并不满足自己的平权,力争要使女子在整个国家和社会实现男女平权。唐群英与秋瑾在婆家相识。1904年,唐群英应秋瑾之约,辞别故土,远赴日本求学。在东京,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等湘籍志士,加入了华兴会。随后,通过引荐拜访了孙中山,宣誓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第一位、也是最年长的女会员。
武昌起义后,唐群英奔赴光复战线前沿,组建“女子后援会”积极为南方革命军筹集军饷,又组织了“北伐军救济会”随赴战地医就受伤战士,培养出一支既精通医疗业务又具有军事素养的女子军。当时江浙联军久攻南京不下,唐群英主动请缨将女子军编入联军,率领敢死队员潜伏入城,挎着双枪带领女兵随大军攻城,攻下南京。
中国女子参政遭到守旧派的极力反对,勇毅顽强的唐群英不畏艰难,创立了要求男女平权的“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多次上书请愿,与民国参议院的矛盾激增,引发“妇女大闹参议院”等冲突。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时在党纲中删除了“男女平权”的条文,这彻底激怒了唐群英等进步女性。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同盟会女会员们厉声诘问,据理力争,唐群英还掌掴了正在主席台宣读新党章的宋教仁,掀起女子参政运动的高潮。然而这场女权运动,在袁世凯制造的黑暗恐怖之下,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殉葬品。
深受打击的唐群英认识到争取参政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为开阔妇女视野、培育妇女人才,她开始亲力亲为创办女子报刊,倾尽家产开办女子学校,先后创建了10所女子学校和一个女子工艺厂。身为湘上名媛的唐群英,本可以一生富贵,却因为疏财办学,落得晚景萧条,两袖清风,一贫如洗。
1937年,唐群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65岁。
向警予: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周爱民
毛泽东评价她是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她就是向警予,她始终践行着“一点泪一点血都应为我们的红旗而流”的伟大誓言,谱写出短暂而又光辉的人生光华。
向警予生于1895年,原名向俊贤,湖南溆浦人。17岁到长沙,先后就读于湖南第一女师和周南女校,此时正式改名为“向警予”,意为警戒和鞭策自己要救国救民。
在常德读书时,向警予就与丁玲之母蒋胜眉等结为七姊妹,并对天起誓:“姐妹七人,誓同心愿,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教育救国之目的,如有违约,人神共弃!”周南女校毕业后,她回到家乡创办了男女同校的溆浦学堂,宣传新思想,传授新知识,提倡新风尚,力图达到学校改造社会之目的。
向警予力倡男女平等,被誉为“大革命时代的模范妇女领袖”。1919年她和蔡畅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成为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者。1921年,她加入了中国产党,成为我党的第一个女中央委员,担任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蔡畅说:“在向警予之前,中国没有真正的妇女运动组织。”
1927年,武汉陷入白色恐怖,向警予坚持地下斗争。1928年3月20日,她不幸被捕,虽遭严刑逼供,但宁死不屈。5月1日,向警予从容走向刑场。她沿途奋力高呼:“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向警予,为解放工农劳动大众,革命奋斗,流血牺牲!反动派要杀死我,可革命者是杀不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动派的日子不会太长了!”残暴的匪徒对她拳打脚踢,掐住她的脖子,向她嘴里塞进石头,又用皮带缚扎她的双颊,鲜血,不断从她嘴角流出……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没让她屈服,她用微弱的声音,唱着《国际歌》,鼓舞着周边的群众。一声枪响,不到33岁的向警予英勇就义!
蔡畅:妇女运动的卓越领袖
◆陈飞强
1900年5月,蔡畅出生于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者。
1943年3月,毛泽东在闻知蔡畅母亲葛健豪去世的噩耗后,亲笔题词:“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题词中的“英雄”之女就是蔡畅。无论是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还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 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生的严重困难,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浩劫,都丝毫没有动摇她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无限热爱。《续西行漫记》的作者尼姆·威尔斯女士说“她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女革命家和最完美的女性。”
在1920年巴黎的一次留法学生聚会中,蔡畅与李富春邂逅了,并从此携手在一起。因为蔡畅比李富春大一周,李富春总是习惯性地叫她“大姐” ,后来,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及其身边的同志等也都尊称蔡畅为大姐。
长征途中,由于职务关系,蔡畅有一匹骡子,但却经常给同志们驮东西,遇到有人生病,就把骡子让给病号骑;纤弱的她以惊人的毅力,和战友一样,徒步跋涉。
建国后,蔡畅身居高位,但一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可是对身边的同志以及困难群众却十分大方。《蔡畅传》的作者苏平曾走访了多位她旧日的同事和部下,这些人对 “蔡大姐”的尊重和爱戴溢于言表。
蔡畅自1925年回国参加革命以来就一直从事妇女工作。在她从事革命工作的每一个地方,她都要做同样的事情:一是扫除封建礼教、破弃买卖婚姻,教妇女能独立自主;二是兴办学校、进行教育,教妇女能自尊明理;三是组织生产、传授技术,教妇女能自食其力。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她把一个个“足不能出户”的妇女训练成了工人、农夫、教员,甚至战士,前方出力、后方生产;在焕然一新的新中国,她动员和组织全国广大妇女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让女性的力量得以彰显。
1990年9月11日,蔡畅病逝,走完了她90年的革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