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高考已拉开序幕，湖南49.9万考生步入考场，迎接人生最大的挑战之一。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带来社会巨变的同时，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高考季之际，湘声报推出“院士忆高考”特别报道，通过数位在1977年、1978年参加高考的湘籍两院院士的经历，折射时代发展，展现一代人的记忆，也为所有高考生传递一份关于梦想的力量。

陈政清，出生于湘潭，无党派人士，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进入湖南大学力学专业学习。201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风工程试验研究中心主任，在柔性桥梁非线性设计理论和抗风理论与应用研究、结构减振技术领域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先后3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回想自己40多年前，当一名科学家的梦想就像天方夜谭，曾是那样的遥不可及。恢复高考，如一声惊雷，点燃了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实现梦想的激情。因为40年前的那次高考，我有幸进入湖南大学学习，真正得到了最好的教育机会，儿时的梦想，终于在而立之年扬起了风帆。

　　迟到了11年的高考

　　1966年7月我高中毕业，从那年算起，到1977年10月国内各大媒体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经过了正值青春年华却近乎漫长而又无奈的11年。

　　我1947年在湖南省湘潭市出生，善良的父母与和睦的家庭给了子女们良好教育和个人修养的氛围。从小我向往当一名科学家或工程师，他们不仅学有所成，而且能造福人类。然而，像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青年一样，当一名科学家的梦想突然成了泡影——1966年6月13日，我从湘潭市一中高中毕业，正复习准备高考，遭遇史无前例的“文革”，全国所有大中小学停课、停招。我们这一批满怀信心准备高考的学生都傻了眼，但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文革”折腾两年多之后，1968年12月，一纸通知，全体老三届学生都下放农村，成了知识青年。我被下放到岳阳市的钱粮湖农场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0年，毛主席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国家试点首次从工农兵中推荐大学生，但采用推荐制，与我无缘。1973年，复出的邓小平主抓教育，提出“推荐与考试相结合”，我似乎又看到了一线曙光，参加了考试和体检，但被告知“有血吸虫病”，失去了推荐资格。当年又出了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试行一年的考试制度被取消，我的大学梦彻底破灭了。

　　1974年底，我结了婚，妻子是一同下乡的知青，1976年我当了父亲。那一年的10月，“四人帮”倒台了。

　　1977年的10月21号，国家正式宣布恢复高考。这个特大喜讯激活了数百万知识青年荒芜的心田。整整11年，我终于等到了高考！多年后，我们这批“老三届”相聚时谈起这一幕，有人还引用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诗句，表达当时的激动心情。

　　数学考了全地区第一

　　与很多荒废了学习的考生相比，我算得上是天性爱学习的人。一是我毕业于省重点高中，学习基础扎实；二是我下乡后无论是参加劳动，还是任教，从未放弃过学习。一路走来，环境在变，年龄在变，唯一不变的是自己对自然科学的兴趣。无论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我都坚持看书学习。农村夏天蚊子多，我穿上长筒胶鞋看书，曾被当作笑话在知青中流传。从大的历史背景下看，我算不上遭遇什么坎坷，只是走了一段曲折又漫长的路而已。

　　1971年春，我被“选拔”到农场的七分场中学当初中教师，1973年9月又提拔为总场中学高中教师。由于老师少，学校哪门课缺老师就安排我教哪门。高中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我都教过。就这样，我利用教书的机会，阅读了大量书籍，不仅自学完了大学的高等数学、无线电基础等课程，连每天必读的马克思主义，我也能讲得出一两个道道。经过这么多年的知识储备，我自信高考绝对没问题。

　　终于有机会去实现读大学的梦想了，1977年11月填报志愿，我在报名表上郑重地填下“复旦大学应用数学专业”和“湖南大学半导体专业”。

　　之后，我就一边当着高考补习班的老师，一边做高考前的复习。一个多月后的冬天，我和我教过的学生一起走进了高考的考场。成绩出来后，大家都知道我这个农场老师的数学成绩考了岳阳地区第一名。

　　终于，我等来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读湖南大学力学专业。但是我有些悻然：为什么数学考第一，复旦没有录取我？为什么湖南大学没有把我录取到半导体专业？后来，从各个渠道了解到，当时认为年纪大的考生今后发展潜力不大，录取偏严。加之我眼睛体检“色弱”，所以被录到了力学系。

　　尽管不是梦想的专业，但年龄不允许我再有选择的机会，从此我开始了与湖南大学40年的缘分。

　　赢回时间才能实现梦想

　　1978年3月入校时，我已经30岁了，是全班年龄最大的学生，还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

　　跨入大学校门，面对年龄比我小许多的同学，我也曾常常感叹，惋惜流逝的时光。但那曾经遥不可及的科学家梦想却逼着我和时间赛跑，咬着牙也要把时间赢回来！

　　进到大学课堂，大家都十分珍惜这迟来的学习机会，当时感到时不我待的不止我一个人，而是历经艰辛终于得以改变命运的这一代人。高考恢复改变了以往许多人听天由命的观念，大家都觉得有了盼头，也有了奋斗的目标，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处境，所以都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各种知识。

　　当时，学习上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英语。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几乎没有学校开设英语课程，大学都是从零开始。比起其他的同学，我学英语除了年龄大，还有神经性耳聋，高音频的音标听不太清楚，第一堂英语课几乎没有听懂教授的一句话，当时非常恐慌。为此，我只好咬牙花“巨资”买了一个小收音机，连睡觉都戴着耳机听，一个星期后才开始听懂课。英语书不离手更是标准配置，每晚10点熄灯后在路灯下看半小时，每天早上6点起床晨读一小时。4年坚持下来，学习英语不再是难题。

　　随着时间推移和学习的深入，我对力学专业也越来越喜爱了，开始领略到力学科学的无穷奥妙。在湖南大学的7年里，师从当时被誉为国内塑性力学“三巨头”之一的熊祝华教授和结构力学的王磊教授，相继获得学士、硕士学位。那时研究生像大熊猫一样珍贵，我也没有忙于去找工作和赚钱。到1984年，我又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固体力学的博士研究生，师从清华大学杜庆华教授（后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嵇醒教授。

　　当时在讲台上授课的都是非常有名的老师，如熊祝华教授，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但师生感情非常亲近。30多年过后，我去看望他，听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时，已经90岁的熊老师竟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依然像当年教学时一样勉励我。

（特别报道来自《两院院士忆高考》一书，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