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家关村的风雨桥。 湘声报记者 杨朝文/摄
戴桂香老人生前坐在丈夫贺锦斋烈士墓前。 曹开胜/摄
距离桑植县城13公里的洪家关村，有一座连接着村子和县城的风雨桥，桥头正对着的一栋木屋就是贺龙元帅的故居。
1916年，贺龙刀劈芭茅溪盐税局，在这座桥头成立了桑植讨袁民军。大革命时期，总人口10万多人的桑植县，就先后有2万多人参加革命军队，这些人背后有成千上万个家庭，不少桑植女人因此与丈夫、儿子生离死别，这座桥也成了当地有名的守望桥。
“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给姐带，郎去当兵姐在家，我三五年不回来，你个儿移花别处载；郎去当兵姐在家，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两年不来我两年挨，钥匙不到锁不开。”
桑植县是民歌之乡，特别是这首《马桑树儿搭灯台》经典民歌，经宋祖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唱响，闻名全世界。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却少有人知晓。
今年73岁的桑植县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曹开胜，回忆起这首歌的主人公戴桂香老人时依然动容。
戴桂香是贺龙堂弟贺锦斋的遗孀。受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影响，1919年，婚后才1个多月的贺锦斋加入贺龙部。
1927年8月1日，贺锦斋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随贺龙参加南昌起义。次年2月，贺锦斋随贺龙辗转回到洪家关村，重新组织革命武装，这是他时隔9年后第一次见到妻子戴桂香。“上马将军，下马诗人”的贺锦斋提笔改写了这首民歌的部分歌词，并教会了戴桂香。
丈夫常年不在家，戴桂香没有任何怨言。桑植起义前，刚成立不久的工农革命军还没有军旗，戴桂香便组织起七八名妇女，照着贺锦斋和周逸群绘制的图案，一针一线绣出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的第一面工农革命军军旗，而贺锦斋则在一旁创作了《工农革命军军歌》。
1928年4月2日，起义军攻占桑植县城后，这面长9尺、宽5尺的绣有“镰刀斧头”图案和“工农革命军”字样的红旗，在县城上空高高飘扬。桑植起义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大军步步紧逼，在洪家关村呆了3个月后，贺锦斋再次率军出征发展红色革命根据地。这一次，他再也没能回来。
这一年，贺锦斋27岁，戴桂香26岁。
戴桂香在丈夫走后，为了躲避大清扫，带着婆婆在莽莽大山里躲了3年多。由于戴桂香和贺锦斋没有生养，婆婆多次劝戴桂香改嫁，戴桂香一次又一次拒绝了。从26岁开始，到94岁去世，戴桂香苦熬了68年。
上世纪80年代，曹开胜和这位儿时经常给他花生、板栗吃的“戴家妈妈”（当地方言伯母的意思）一同担任第二届桑植县政协委员。
曹开胜回忆，戴桂香的晚年在洪家关幸福院里度过，她常常教服务员唱《马桑树儿搭灯台》，还经常摘一些马桑树叶压放在箱子里或枕头下。每天下午只要没事，戴桂香就会到后山的贺锦斋墓前坐上几个小时，一边轻抚着墓碑，一边轻声哼唱着这首丈夫教给她的歌曲。
“直到弥留之际，她依然在哼唱这首歌，并嘱咐幸福院院长将她埋在丈夫的身边。”对戴桂香来说，贺锦斋给她留下的唯一念想就是这首《马桑树儿搭灯台》，忠贞不渝也是戴桂香对这份爱情给出的最直接的答案。
相比戴桂香的守望，洪家关村贺氏后人贺学舜的奶奶张幺姑则要幸运得多，她用27年的时间等来了与丈夫的重逢。
张幺姑的丈夫贺勋臣是贺龙的族叔，长贺龙6岁。“芭茅溪砍盐税局”时，贺勋臣就是带头人之一。从此，贺龙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桑植起义、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总有贺勋臣并肩相随的身影。
1928年3月，贺龙回到洪家关村召集旧部准备起义，张幺妹立即动员自己准备结婚的大儿子贺文述和本家的侄儿们参加革命军队。当天晚上张幺妹请贺龙吃饭，门前整整齐齐排列着七兄弟，在后来的战斗中，这七兄弟全部壮烈牺牲。同时，为了支持丈夫和贺龙的革命工作，张幺妹还拿出了家里准备修房的一百块大洋。
1935年冬天，红二方面军准备长征，临行前，张幺妹牵着马把丈夫和贺龙送到风雨桥桥头的皂角树下，依依不舍地道别。红军走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和地主武装来到洪家关搜捕共产党员，张幺妹带着儿女躲进深山沟，一躲就是十多年。直到1949年底桑植解放，张幺妹才和丈夫再次重逢。
“奶奶最终还是等到了与爷爷的重聚，但是，当年很多参加红军的男人都没回来。”根据贺学舜和曹开胜等人的走访调查，他们将这些“红色遗孀”守望的故事写成了一本厚厚的书稿。他们将这本书中72名贺家媳妇的故事命名为《永恒的守望》，并于2016年出版。
“由于年代久远，这本书稿其实还只是搜集到的一部分。”桑植县政协文史委主任杨祥林介绍，由于当时参加革命，很多桑植人都是亲串亲、友串友、邻邀邻，很多家庭都是满门忠烈。其中，贺龙族叔贺士南一家由于支持革命，满门男丁被地主武装杀害，造成一门七遗孀的惨案。
杨祥林感慨，桑植的红色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除了这些有理想、有血性的湘西男儿奋勇杀敌外，也少不了这些革命战士的妻子、父母的默默支持和守望。桑植女人为革命的付出，值得永远铭记。
（本版稿件由湘声报记者杨朝文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