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扬桂

在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逝世前不久的一天，正值季老的学生、离休干部唐仲隆先生八十寿辰，我来到邵阳市二中，拜会了他。

唐仲隆饶有兴趣地向我说起了他与季先生的一段交情——

唐仲隆是邵阳人，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前身是清朝官办南洋公学的上海交通大学。1948年8月，正在该校就读的唐仲隆，听说北京大学新开办的东语系招收新生，放弃了当时有“东方的MIT”之誉的上海交通大学，报考了北大的这个冷门专业。

当时，唐的一些熟人、同学对他这一举动很不理解，问他为什么要考世界上最冷、北大最小的东语系。唐仲隆说：“就因为这个系的主任是饮誉世界的梵语专家季羡林先生，在中国，只有季先生懂得印度梵文，只有北大才有东语系。”

那年8月28日，唐仲隆的名字登上了上海《大公报》的《北大新生录取榜》，他荣幸地成为了北大文学院1948级东语系仅有的7名学生中的一员。

然而，慕名来季羡林门下学习梵文的唐仲隆，在北大学习期间，竟然从来就没有见过季先生，更别说登门拜师了。因为唐仲隆在北大学习的时间总共只有一个学期，当时北大有个规定，新生第一学期分科不分系，他见不到系主任也在情理之中了。

1949年3月15日，唐仲隆和北大四院12名同学响应党“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过黄河，渡长江，先后任41军随营学校区队长，122师文教组长、理论教员、记者、军事法庭律师，汉口第四高级步校、长沙第四政治干校学员。

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由于投身革命而中断学业的，只要本人申请，原大学可以继续安排学习。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唐仲隆于1958年5月向北大校长办公室写信，要求回校继续读东语系，但得到的回信是：“北大东语系已停办”。此后，他也未再要求选读其它系。

“文革”期间，唐仲隆下放到偏远的广东省平远县，并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批斗。而此时，季羡林也未能逃脱这一狂风暴雨，被关进了“牛棚”。

1979年5月，平远县委为唐仲隆平了反。6年后，他又在邵阳市二中光荣离休。这时，他想去北京看看母校和未曾入门的老师季羡林。然而，因为自己毕竟没有听过季先生一堂课，又是不辞而别的，所以迟迟下不了动身的决心。

直到1999年5月1日，他才和爱人龙敏来到北京，来到美丽的未名湖畔。他们一路打听，来到季先生的住处，发现住宅大门是关着的，便在树荫下等先生回来。等了好一阵，看到走过来一老一少两个人，那老者迈着健步，穿着浅灰色的毛衣。唐仲隆曾经多次看过季先生照片，他估计老人就是先生，便迎了上去问道：“您是季羡林老师吗？我是您1948级东语系的学生唐仲隆。”老人笑着说：“我是。欢迎你的来临。在旧社会的学生中，只有你来看我，我很高兴!” 唐仲隆指着那个年青的教授，问：“这位是？”“他是杜教授。”

唐仲隆拿出随身带的照相机递给杜教授，请杜教授给季先生和他们夫妻拍了张合影，又把照相机递给老伴龙敏，要她给季老师和他拍照。从唐仲隆保存的几张相片可以看出，当时的季先生非常高兴。拍完照，唐仲隆说：“季老师，北京电视台编导张青山和记者殷鹏，想在明天和我夫妻一同来采访您老，您同意吗？”他笑了，说：“欢迎!欢迎!”

第二天，唐仲隆夫妻和两名记者如约来到季羡林家里，采访了季羡林先生。季先生非常热情地把4位客人请进客厅坐下，当他看到已是七十古稀之年的学生在自己面前有点手足无措时，便把自己养的那只大白猫抱来放在唐仲隆的怀里，对他说：“唐仲隆，我喜欢的白猫很可爱，你喜欢吗？但是你要防止白猫抓你哟。”唐仲隆笑着说：“我老师的白猫是不会抓我的。”

师生之间交谈了很久，临别时，唐仲隆从旅行包里拿出一小袋洞庭湖产的香莲，连同他写的《回忆录》《一三六一年宝庆之战》递到季先生手中，说：“这是湖南香莲，软和可口，有补心功能。祝您健康长寿!”季老接过莲子，开心地笑了。唐仲隆歉疚地说：“季老师，我当时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事先没有告诉您，我就跑了，真对不起。”季先生说：“怎么这样说呢？这是革命行动，我赞成，我高兴！”当唐仲隆等人走出季老家门时，季老先生迈着稳健的步子，一直把他们送到大门口。同行的记者殷鹏，摄下了师生依依惜别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