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下大翁妈这几个字的时候，眼泪就流了出来。

大翁妈是我的满奶奶，湖南有些地方喊奶奶叫翁妈。满奶奶被晚辈们叫大翁妈，听大人说首先是我喊出来的。很小的时候，除了自己的亲奶奶，家族里还有2个上了年纪的奶奶。满奶奶在小时候的我眼里，个子高,身材又魁梧，就被叫“大翁妈”。

碰见了满奶奶，我老远就甜甜地大声喊：“大翁妈。”后来，喊顺了口，一帮小孩都喊她“大翁妈”。有时，去大翁妈家玩，还没有见到人，我便在地坪边大声喊：“大翁妈。”大翁妈听了，会停下手中忙个不停的活，从屋里出来，笑眯眯地看着我。走近，有时摸一下我的头，有时帮我扯一扯卷起来的衣领，再牵着我的小手轻轻地摇两下说：“立几，真是乖。”有时也说：“立几，乖孙几。”然后，带我穿过地坪，搬一条凳子让我坐好，再急急地从屋里打个转身，马上就端出一个盛满了黑壳的瓜子、黄壳的花生、红壳的豌豆的圆形大铁盒或是透明的起着隐形花纹的塑料果盘来。果盘里有时还有红红的苹果或是糕点之类的。我坐在有靠背的凳子上，两条小腿悬了起来，一前一后坐秋千似地随意荡着。一只手将瓜子壳放门牙的缝里用力一咬，壳裂成两边，瓜子仁的香就飘在了小嘴里。两只手将花生壳用力一挤，花生裂开了一道口，顾不得剥掉那层红而薄的外衣，我就扔到了嘴里。吃得久了，嘴角上一摸，全是细碎的果仁。

印象里，大翁妈在地坪里用竹子做的农具晒草或是晒柴火什么的。做几下，她就会停下来，仍是笑眯眯地看着我说，立几，放肆地吃咯。等我要回家时，她又将花生大把地往我口袋里使劲地塞，塞得鼓鼓的，说带回去给弟弟妹妹们吃。

被我称大翁妈的时候，其实她才40多岁，家里有4个小孩，满爷爷在公社做事，家里大大小小的活儿几乎全由大翁妈一个人管着，还要在集体里做农活。村子里其他女人每天都是一脸疲惫，在我家门口的小路急急忙忙往田里赶，头发蓬蓬松松的很乱，衣服有时下一粒扣子都扣到上粒的扣缝里去了，尽是泥点的裤角绾到了膝盖上，脚上早染上了一层深褐色的泥水。大翁妈的脚上也有这一层泥的色彩，但是从田里回来，她就将脚洗干净，然后将裤角放下来。她的衣服常穿的是灰色或是深蓝色的，都特别干净，整整齐齐的。我没有见过大翁妈留过长发，都是齐耳根的短发，一根一根梳理得像是排好了队一样。她的满女建满姑比我大一岁，和我小学是一班的，班上数她穿得整洁，头发有时还扎起两个羊角小辫，辫上系着粉红色的薄绸蝴蝶结，惹得其他女同学羡慕得很。

孩子们都慢慢长大了，搞“双抢”的时候，侄儿、外甥们都会来帮忙，大翁妈就很少再绾起裤角到田里割禾插秧了。但是她更忙了，要将新收的湿谷子趁着有太阳翻晒，又要将家里的伙食搞好。等夏夜高空布满了密而亮的星星，孩子们敞开小肚皮躺在地坪的竹床上懒懒地进入梦乡，灶屋昏黄的灯下，她还在清洗着一大垒一大垒的饭碗。

家里有时来了客人，晚上妈妈就打发我去大翁妈家寄宿一晚，大翁妈见我来了，笑盈盈地大声说，只管来睡咯。将我安排和堂叔们睡在一起，离开房间时又叮嘱大不了几岁的堂叔要照顾好我，不准逗我哭。上小学时，我成绩还好，大翁妈听了也很高兴，她对我说：“立几，好些读书，考出去，当个角色。”后来，我考上了师范。满爷爷喜欢过年的时候在家里贴上红红的对联，他们就备好红纸墨汁让我写。我读师范之前没有练过字，字写得不好。大翁妈在边上，眯着眼看着，微笑着说：“写得蛮好哟。”写完了，大翁妈端来一大碗热乎乎的甜酒，里面卧着3个白白的圆鸡蛋。

读了师范后，又读研读博，我回家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一回家，就想着去大翁妈家里看看，坐坐，聊聊天。再后来，满爷爷走了，大翁妈的记性越来越不好了，做过的事很快就忘记了。轮到离我家很近的中叔家照顾时，我回家，她多半在走廊上走着，有时用扫帚扫着地坪，有时就坐在台阶上晒着太阳打个小盹。见我走过来，她很高兴，笑眯眯地站起来，双手拍拍衣角，搬出一把靠背的椅子说：“立几，来，坐一下，坐一下。”我坐在她身边，她一直不停地说着，说的都是她年轻时的事，最近的事全忘了，以前的事都记得清。

冬天的太阳出来了，照在身上，心里却很冷。大翁妈走了，走过了她86年的人生岁月。送葬的队伍很长很长，鞭炮不断地响起。突然，我转身过去，对一个抬着灵柩的乡亲说，你稍歇一肩，让我来抬抬，送大翁妈一程吧。扛着杠子的一头，我边走边流泪。从此，世间少了一个叫我“立几”的长辈。

文 | 匡列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