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景林
李达，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今属永州市）。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
鲜为人知的是，在李达的人生履历中，曾与人民政协深深结缘，留下了光辉的履职足迹。
受邀参加新政协筹备会
坐落于永州的李达故居依然大部分保留着当年的原貌，里面保存着1948年毛泽东写给李达的一封“密语信”：“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李达本是中国共产党的8位发起人之一，更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曾担任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代理书记，顺利完成了一大的发起与组织筹备工作。
1924年，由于在国共合作等党的有关政策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激烈争执，李达中断了与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的联系。此后，李达回到长沙继续为党工作，湖南的党组织仍把他作为党内同志看。此后的20多年中，李达虽然从组织上离开了党，但思想上一直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他继续投身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一直坚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坚持为党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还通过党的地下交通将著作《社会学大纲》寄给老友毛泽东，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并成为毛泽东撰写哲学著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1948年底，革命胜利在望，毛泽东给宋庆龄、李达等极少数“重要老友”寄出“密语信”，邀请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共商建国大业。李达收信以后，心情无比激动，于1949年5月转道香港经天津到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并在6月下旬参加起草共同纲领。
在筹备新政协时，中国共产党经与各方协商，专门设立了“无党派民主人士”界别，以与旧政协的“社会贤达”区别。周恩来明确指出，无党派民主人士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李达与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董鲁安（于力）、符定一、欧阳予倩、洪深、吴有训、王之相、丁燮林、周谷城等共12人，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人民政协第一件提案的提案人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13件代表提案。其中第一、第二提案，两件合为第一类，即由郭沫若、李济深等44人提交的第一件提案，和由黄琪翔、张难先等16人提交的第二件提案。两件提案内容相近，明确提出，应致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派在联合国机构中的代表权，由人民中国派遣正式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
人民政协第一件提案全文共计131个字符，观点鲜明，言简意赅，在新中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李达代表无党派民主人士，不仅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了发言，还作为44位提案人之一，在人民政协第一件提案上郑重签名，为多党合作、携手维护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增添一幅生动剪影。
1949年11月15日，身兼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根据人民政协第一、第二两件提案的内容，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郑重声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精神，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以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
然而，由于以美国政府为首的西方势力一再作梗，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由台湾当局占据的局面竟被延续多年。历经22年的不懈努力，在第三世界友好国家的支持下，1971年11月1日，五星红旗终于在联合国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成为联合国的合法代表。令人遗憾的是，此时李达逝世已5年有余，未能亲眼看到提案实现这一幕。
从政协委员到人大代表
李达是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参加政协会议的，他在政协履职期间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他转道香港经天津到达北平后，与准备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们住在一起，中共中央特派一辆专车把李达单独接到香山。
当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同向他询问了湖南情况，随后毛泽东单独留他话旧。在故友重逢后的长谈中，李达表示要重新加入到党的行列里来。毛泽东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以后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党是了解你的。”毛泽东当夜留李达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本人坐在桌前批阅了一夜的文件。
1949年12月，党中央郑重地为李达举行了入党仪式，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孚做他的历史证明人，刘少奇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并且经中共中央特许，没有预备期。李达在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作为“社会科学人士”继续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直至1954年9月卸任。在随后的日子里，李达陆续当选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为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发挥了积极作用。
李达从建党到中断与党中央联系再到重新入党，经历过人生起伏，见证过风云变幻。对此，毛泽东曾恳切地对李达说：“你早年离开了党，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要留他在北京参加中央的工作，李达却觉得不一定能适应机关环境，自己的理想是创办一所“新型社会主义大学”，便请求继续从事自己所热爱的哲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和中国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