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一个下午，父亲告诉我他身体有几分不适，体温偏高。他自己猜可能是晚上睡觉没盖好毯子，身体受凉的缘故。医务室的医生给他开了退烧药，他吃了药后体温恢复了正常。

可是，第二天一早，父亲体温又上去了，我看情况不对，赶紧送他去医院，毕竟父亲年事已高。经过医院的一番检查后，结果正如我所担心的，他“阳”了。

这可是父亲第一次“阳”。想当初在全国人民与新冠肺炎做顽强斗争并达到白热化程度时，父亲却能幸免于难、安然无恙。如今新冠肺炎的暴风骤雨已经过去，虽说余波仍在，但毕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而今已是87岁高龄的父亲因为年龄太大，甚至没去接种新冠疫苗，居然能够做到毫发无伤。

父亲确实是太“不随大流”了，不仅表现在新冠这件事上，在人生道路上也是如此。

一个14岁的少年，绝大多数都会选择守在父母身边。只要有父母的庇护，不管家里日子是怎样的，过得好还是过得不好，是家徒四壁还是锦衣玉食，离开家均不会被视为最优、最佳的人生选择。而偏偏父亲当年就与别的少年不一样，他选择离开了家走进军营，成为一名稚气未脱的小兵。

我看过父亲的一张照片，3个身着棉军装的战士合影，父亲只齐别人的肩膀高，衣服明显不合身，衣袖还是卷起来的。父亲告诉我，衣服还是团政治处那位慈祥如老大娘一样的兰主任，一针一线帮他改过来的。

1950年，父亲从吉首长途跋涉来到沅陵解放军招兵处，不管他怎么软磨硬泡，谁也不肯收他，谁让他只有14岁呢？谁让他脸上还挂着几分稚气呢？最后，还是团政治处兰主任做主，破例收下了他。

部队当时在湘西剿匪，父亲因为年龄小，没有分配到战斗一线，只是提着一个浆糊桶子跟着部队跑，部队打到哪里，他就把宣传标语刷到哪里。

其实，父亲那时候比枪高不了多少，部队首长自然是不会让他扛枪打仗的。尽管他没扣动过板机，却也见识了炮火连天、血肉横飞。他讲的故事，是老兵如何呵护他，如何让他躲避危险；在敌人炮火的间隙，如何跑出坑道去晃荡，被首长发现了，挨了一顿臭骂……

3年前，父亲退休单位的领导，给他送来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父亲随着部队入朝作战时，他的父亲还在湘西吉首家里。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军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许多人都曾与他同窗受训。

好几年前因为拍摄一部历史纪录片，为了求证片中一位人物到底是不是黄浦军校毕业生，我特地去广州黄埔军校遗址纪念馆采访。在黄浦军校那堵长长的纪念墙上，我从密密麻麻的名字中，捕捉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余闻”——那就是我的祖父。

祖父的生平，父亲更多是从祖母那里获得只言片语，祖父去世时，父亲年龄尚小，我就更无从知晓祖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变化发生在几年前，有一次，我从统战部门的一份文件上看到，“在18军402团团长牺牲后，余闻临危受命代理团长，继续率部和日寇进行血战，并负了伤。”这份文件肯定了祖父在国民党军队服役期间，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为推翻封建军阀和争取民族解放作出过重要贡献。

刹那间，祖父在我心中的形象迅速明晰且高大起来。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后，父亲的一生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在他身上也多了更多的正能量。

父亲没有倒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战火硝烟中，他幸运地走到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新时代。我深信父亲的幸运还会继续，在充满阳光活力的明天，还会有父亲蹒跚的身影。

文 | 余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