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华

　　同治元年三月，应上海市各界的多次请求，曾国藩派李鸿章带领按照湘军营制编练的六千淮军救援上海。同时，曾国藩上疏朝廷，密保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胜任江苏巡抚，保举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新官上任三把火，以江苏巡抚、淮军统领身份驻扎上海的李鸿章很快烧起了他的第一把火，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大量翻刻湘军营制营规，让官兵人手一册，命令务必诵读牢记；大量翻刻《爱民歌》《劝诫浅语》之类的宣传品，散发给老百姓甚至太平军。一方面，这是曾国藩的治军措施之一，且经过了长久的实战检验，照搬照用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途径；另一方面，采纳继承顶头上司的做法即表示不忘栽培之恩，可以取悦曾国藩。李鸿章显然费了一番心思。
　　到达上海市十余日后，李鸿章就写信给曾国藩，汇报了他的这一套做法。让他意外的是，看是顺理成章的模仿和不留痕迹的取悦，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曾国藩收信后的第三天亲自回信：“翻刻营制营规、《爱民歌》、《劝诫浅语》之类，皆系从外面说去，不从骨里用功。”明确告诉李鸿章，此时除了选将、练兵、筹饷，别无正事；除了点名、看操、查墙、别无功夫。曾国藩经过实战总结出湘军营制营规，用符合下层人民习惯的口语俗语创作的《爱民歌》、《劝诫浅语》，成效十分明显。但是，要把握时机、分清先后主次，不能做表面文章，不能照搬硬套，而流于形式主义。曾国藩要求立即中止以上不务实做法：诸件若未刻则停刻，若已刻则停散。同时反复叮嘱李鸿章：少一分播扬标榜，即多一分真实蕴藉也。
　　曾国藩身居高位而清醒务实，李鸿章也只是聪明人一时糊涂，马上按照恩师的意见整改，两人共同终止了一次内涵丰富的形式主义行为，对此后的政治军事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曾国藩让李鸿章统领淮军救援上海，有政治上的考虑，要为湘军培育日后的替代力量；也有经济上的考虑，要利用上海大都市的筹饷潜力。决定出兵之前，曾国藩在给曾国荃、曾国葆的信中透露：“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丰富而稳定军饷，为成就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功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前提是淮军守得住上海。李鸿章听从曾国藩的劝告，果然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此后不断发展壮大，进而深刻影响晚清政治格局。
　　类似李鸿章热衷烧第一把火的人不少。几年后，号称能员的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下车伊始实施新政。印制《圣谕广训》和胡林翼的著作，遍颁下属，并寄送曾国藩；严禁茶馆每碗茶水超过五文；但漕运、饥荒、农业生产等民生大事并不涉及。曾国藩、赵烈文斥之为“揣窃皮相，依附影响，不勤求职，而专索细微”，“无知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