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老舍笔下的鼓书艺人喉头发紧，艾青的鸟儿撕裂喉咙，穆旦带着血痕拥抱土地时，我听见历史长河中无数声音的共鸣。这些震颤的喉间，藏着艺术的宿命与文人的担当——真正的创作，从来不是风花雪月的浅吟低唱，而是以生命为弦，为时代发声的赤诚。

老舍在《鼓书艺人》中，用克制的笔触写下艺人张宝庆的困境，张宝庆想要用鼓书抚慰战火中的孩子，却因内心翻涌的悲怆而失语，他那捧着鼓板的手在发抖。这失语背后，是知识分子面对苦难时的自我诘问：当枪炮声撕碎了生活的安宁，艺术究竟该以怎样的姿态存在？这种困惑贯穿了整个世纪，无数文人在时代的浪潮中挣扎，试图寻找艺术与现实的平衡点。这种失语比呐喊更惊心动魄，恰似敦煌壁画里被风沙掩埋的飞天，残缺的美里藏着文明的痉挛。艺术在至暗时刻往往陷入悖论：越是渴望疗愈，越要咽下千言万语。

艾青给出的答案，撕开了这层悖论。“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个意象震撼而悲壮。鸟儿本应婉转啼鸣，却甘愿让声带在风沙中磨损，只为诉说对土地的眷恋。这种近乎自毁式的表达，正是文人使命感的极致体现。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艺术不再是精致的装饰品，而是燃烧的火炬，是划破黑暗的利刃。艾青的诗句如同一记重锤，敲醒了那些沉溺于形式之美的创作者。艺术的价值，在于能否触及时代的痛点，能否传递人民的呼声。当羽毛被血染红，当啼鸣刺破长空，鸟儿完成了从生物到符号的蜕变——它成为了所有以生命为笔的创作者的图腾，就像屈原投江时怀抱的竹简，就像曹雪芹在悼红轩里斑斑泪痕浸透的稿纸。

穆旦的“带血的手”则将这种担当推向了更深刻的层面。在战争的废墟上，诗人选择用伤痕累累的双手拥抱同胞，这是对苦难最直接的回应。穆旦触摸到了创作的本质，他的诗歌不再追求修辞的华丽，而是化作了连接苍生的血管。他以近乎笨拙的真诚，记录下一个民族觉醒的阵痛。这种创作姿态，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让文字成为了连接个体与时代的桥梁。而这让我想起但丁穿越地狱时沾着硫磺的衣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冻僵的笔尖，他们都在用伤口书写，让文学成为可以触摸的历史体温。

如今，我们谈论创作时，往往陷入两种误区：要么追求流量与技巧，将艺术降格为娱乐产品；要么沉迷于修辞的迷宫，用华丽辞藻构筑精致的牢笼；要么躲进象牙塔，沉溺于个人情绪的小天地，将文字变成仅供自我抚摸的羽毛。然而，真正伟大的作品永远诞生于创作者与时代的深刻对话之中，就像路遥在煤矿井下写《平凡的世界》，就像阿来深入藏区记录民族的变迁，他们的笔端流淌的不仅是文字，更是对土地和人民的深情。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的创作精神。当人工智能开始模仿人类，当碎片化阅读消解深度思考，真正的作家更应坚守本心，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时代的脉搏，以真诚的表达回应生活的叩问。这或许意味着要走出舒适区，去直面那些沉重的现实；或许意味着要耐得住寂寞，在喧嚣中保持清醒的思考。

喉间的震颤，是创作的起点，也是艺术的归宿。当我们的文字能够触碰到时代的痛点，能够传递人性的温度，能够照亮他人的心灵，我们才算真正完成了作家的使命。这，或许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

文 | 潘文（浏阳市作协主席、浏阳市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