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顾抗战的艰难历程、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特别铭记湖南在文化抗战中的特殊贡献。”8月21日，在芷江召开的“湖南与伟大抗战精神”学术研讨会上，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龙新民作主旨发言时这样说。

当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中华大地，湖南以独特的战略区位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文化抗战的重要战场。尤其是长沙，在抗战初期凝聚了全国文化名人和抗战文化资源，对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救亡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誉为“抗战文化城”。

被誉为“南方抗大”的塘田战时讲学院，位于邵阳县塘田市镇。资料图

文化名人齐聚长沙城

“我有铁，我有血，我有铁血，可救中国。还我河山，誓把倭奴灭；醒我国魂，誓把奇耻雪……”这段让人热血沸腾、血脉偾张的歌词，出自“湖南青年抗日铁血救国团”团歌。

1931年10月5日，长沙青年彭楚珩、胡安悌等发起成立湖南青年抗日铁血救国团，并在报纸上刊登启事《洒我沸腾之热血，荡彼东瀛》，如火星点燃了爱国情绪。

湖南省参事室原参事李致中曾回忆，当时他是安化萸江师范学生，看到启事后徒步从安化来到长沙，加入铁血团。启事刊登不到3天，长沙应征参加铁血团的青年达200余人。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铁血团开赴上海前线修筑工事，成为长沙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

铁血团的成立，是当时湖南各界团结抗战的缩影。九一八事变发生短短几天后，湖南就组织了文化抗战。一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200多人的宣传队，四处宣传九一八事变真相，发表抗日救国宣言。9月25日，长沙举行20万人参加的“反对日本武力侵占辽宁示威大会”。此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省各地展开。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许多文化名人先后转徙到湖南，对湖南文化抗战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和激励作用。

郭沫若、茅盾、朱自清、闻一多、范长江、曹禺、邹韬奋、艾青、孙伏园、徐悲鸿……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文化名人齐聚长沙城，吕振羽、翦伯赞、田汉、沈从文、周立波、谢冰莹等湘籍文化人纷纷返湘，加上一批初露头角的湘籍大学生黎澍、李锐等，在长沙共同深耕救亡运动。此外，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世界学联代表团等国际友人和团体先后访问长沙，参与抗战宣传。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初期，先后来长沙的学生和文化界人士达1500多人，被称为“抗战文化黄金时代”。他们“不作战时古城的难民过客，而作抗日烽火的文化传人”“用集体的力量去担荷民族抗战的文化任务”，在长沙城内为抗战摇旗呐喊。

从1931年到1937年，局部抗日阶段掀起的湖南文化抗日救亡运动，席卷全省70多个县市的城乡，使湖南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规模最大、声威最壮、持续时间最长的省份之一，对推动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先导和催化作用。

位于长沙市中心城区蔡锷中路旁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政协融媒记者 付栎 摄

至暗时刻的抗战明灯

位于闹市的长沙市蔡锷中路徐祠巷19号，静静屹立着一座南方祠堂风格的古朴建筑。曾在此办公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是湖南抗战中的一盏明灯。

1937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长沙公开设立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选派时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的徐特立为八路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议、驻湘代表王凌波为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

此前，在中共的组织和推动下，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长沙分会等文化团体纷纷建立。尤其是吕振羽、翦伯赞等湘籍文人于1937年10月发起成立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成为联系文化界最广泛、最具影响的群众团体。它先后开展了捐钱捐物、慰问伤员、救济难民等多项工作，举办了读书、讲演、歌咏、演戏等活动，创办了会刊《抗战文化》。这种既立足省会又辐射全省的文化团体，在当时大后方的省市中是少见的。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成立后，职抗会、工抗会、农抗会、青年服务团、世界语学会等各种团体先后成立，在长沙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街头剧、歌咏队、口琴队、大幅漫画、标语等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跃在街头，抗战歌曲和舞台剧深受欢迎，长沙城区到处洋溢着抗日救国的激情。

抗战初期曾逗留长沙的茅盾，对火热的抗日救亡宣传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写道，“长沙在这三个月中有了触目的变化，大街两侧的墙上贴上了标语和宣传画”“书摊上摆着《毛泽东传》《朱德传》这一类小册子，而且销路很好……”

自1938年初起，在长沙城内先后创办30多种报刊，这些报刊大多数都是在中共湖南省工委和通讯处的领导或影响下创办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观察日报》和《抗战日报》。

1938年夏，吕振羽受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委派，回到家乡邵阳县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这所被称为“南方抗大”的学校办学8个月，培训学员250余人，为抗日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长沙“文夕大火”之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全部迁往邵阳县东门外两路口曾家院子办公，直至1940年9月工作全部结束。

贺绿汀创作《游击队歌》的手稿。

辉煌的湖南抗战文艺

在这场民族存亡的生死较量中，湖南不仅是抵御日寇的战略要地，而且因汇聚贺绿汀、田汉、吕骥等音乐巨擘，成为全国抗战音乐的创作与传播高地。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上映，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该片主题歌、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抗战时期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符号。

丰子恺曾于1938年在《谈抗战歌曲》中写道：“抗战以来，文艺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出生于邵东的中国左翼电影音乐奠基人之一的贺绿汀，在炮火中奔赴前线，1937年创作出带着硝烟味的《游击队歌》，迅速在大江南北传唱开来。同期，湘潭人、作曲家吕骥创作的《新编“九一八”小调》《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也成为了抗战时期经典歌曲。

1938年，田汉回到长沙后，将湘剧艺人组织起来，相继成立7个“湘剧抗敌宣传队”，把舞台当做炮台，把剧场当做战场，进行抗日救亡，深受各地群众喜爱。

在抗战文学方面，湘籍作家们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以笔为枪、以纸为盾，将民族的屈辱与抗争、人民的苦难与觉醒，书写为不屈的时代呐喊。

1936年11月，丁玲辗转从上海抵达陕北，成为第一个到达陕北苏区的知名作家。她以高昂的革命激情，先后写了《彭德怀速写》《新的信念》等多篇抗战题材的作品。

七七事变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兵作家”谢冰莹在长沙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带领一群热血女青年奔赴前线。在救护伤员的间隙，她随身带着小日记本，先后写下100多篇文章，1938年出版了《新从军日记》（后改名为《抗战日记》）。

1938年，谢冰莹创作出版了《新从军日记》。

祖籍湘乡的作家张天翼于1938年创作了短篇小说《华威先生》，以犀利的笔触刻画了国民党官僚华威先生——一个终日忙于开会演讲、实则破坏群众救亡运动的“抗战官僚”典型。它首次揭露国统区抗日运动的阴暗面，引发全国文艺界关于“暴露与讽刺”的大讨论。

来自益阳的作家周立波写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等报告文学，详细记载了边区军民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情况。他回沅陵写下的《湘西行》《雾里的湘西》等系列散文，真实记录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抗战形势。

80多年后的今天，重听这些旋律，重读这些文字，依然能感受到理想与热血的温度。在艰难的烽火岁月里，一部部来自湖南的文艺作品吹响战斗的号角，唤醒国人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为中华民族镌刻下精神的丰碑。

文 | 政协融媒记者  刘敏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