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夏天，我还在村小念书。父亲平日照料着家里的几亩薄田，母亲则里外操持。家里几个孩子的学费，都是靠母亲养猪攒出来的。

那天晌午，太阳毒得很，母亲一早就上山扯猪草去了，父亲正在院子里劈柴。一个外乡人敲开了我家的门，他穿着皱巴巴的的确良衬衫，裤脚上沾着泥点子，说是家里遭了水灾，活不下去了，要卖祖传的几枚银元。

父亲放下柴刀，在裤子上擦了把手。外乡人从怀里掏出个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银元在阳光下泛着冷光。“大哥，您行行好，给个价就成。”

父亲蹲下身，一枚一枚地摸着那些银元，又对着太阳照了照。“等着。”父亲转身进屋，从衣柜顶摸下铁盒，那是家里攒了多年的积蓄。我扒着门框，看他数出一沓沓毛票，塞进外乡人手里。

外乡人千恩万谢地走了。父亲站在门口，望着他的背影，脸上带着笑。

临近傍晚，陈奶奶来串门。她是村里少数用过银元的老人，父亲请她帮忙看看。陈奶奶只瞥了一眼，就摇着头说：“假的，都是假的。”

父亲的脸刷地一下白了。他蹲在门槛上，手抖得连烟都点不着，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断。我看见他不停地搓着手，额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

“完了完了，”父亲喃喃自语，“这可怎么办……”他站起来又蹲下，蹲下又站起来，像热锅上的蚂蚁。最后，他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双手抱着头，一动不动。

我知道他在等母亲回来。天黑后，母亲背着满满一筐猪草回来了，她的裤脚沾满了泥，脸上挂着汗珠。父亲像被针扎了似地跳起来，哆哆嗦嗦地把银元放在桌上，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母亲看看银元，又看看父亲。我以为她会哭，会闹，会像隔壁婶娘那样把锅碗瓢盆摔得震天响。可是她没有。

她只是轻轻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洗得发白的手帕，把银元仔细包好，放进床头掉漆的木箱。

“吃饭吧。”母亲转身进灶屋。锅铲声响起，炊烟从瓦缝间袅袅飘出，和往常一样。

那天晚上，我听见父亲在院子里劈柴，劈了很久很久。母亲坐在灯下补衣服，针脚细密匀称。

后来那几枚银元一直躺在木箱底。母亲从不提，父亲也不再说起。再后来，母亲病重时，让父亲把木箱搬到床前。她的手抖得厉害，却执意要自己开箱，颤巍巍地取出那个泛黄的手帕包，递给我们。

“收着吧，”她气若游丝，“这是咱家最值钱的。”我们打开手帕，那几枚银元边沿磨得光滑。母亲眼神温柔，像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午后。

“你爹啊，”她轻声说，“就是心太善。可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会跟他。”父亲站在床尾，低着头，偷偷用袖子抹眼睛。

母亲走后，我们商量着分银元，最后又都放回木箱。就让它永远留在那里，像母亲守护着我们一样，守护着这个家。

那一年，母亲什么都没说，却用行动教给了我她一生信奉的做人原则：宽容。

文 | 陈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