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刚过，年意尚浓。县政协一行人来到我乡间的住处，商榷文史资料的编撰事宜。茶几上摆满了糖果点心，琳琅满目，却无人伸手。夫人端着白瓷碟走来，我赶忙腾出茶几一角，接过碟子轻轻放下。碟中之物，汤圆大小，色如红蜡石，沾着星星点点的黑芝麻，蓬蓬松松的，看着就没什么分量。

一人停下话头，瞥了一眼。

“大嫂做的土货，叫‘脆子’。”我介绍道。

他拈起一枚，端详片刻，送入口中。屋里霎时安静，只听见极轻的一声“沙”——像踏上深秋焦干的落叶。

“好味道！”他咂巴着嘴，又取了一枚。身旁几人随即跟上，不多时，盘子见底。夫人不言不语，又添满了。我看他们吃得香，不禁有些得意：“刚出锅那会儿才叫绝呢，入口即化，又脆又香，吃得肚皮发胀。”

“这味道，是咱们这儿真正的年味，应该记录下来。”有人提议。没过几日，拍摄小组风尘仆仆到来。我却慌了神——这脆子，哪是说做就能做的？单是备料，就得耗上大半年工夫。

春天麦收后，母亲将麦粒用水浸透，待它吸饱水、胀得圆鼓鼓的，便盛进垫着干稻草的竹篮，悬于屋檐下。自那天起，她每日晨起第一件事，便是给篮子浇水。麦子渐渐发芽，抽出嫩绿的苗，毛茸茸地挤满一篮，微风拂过，轻轻摇曳，空气里漾开一股青秧子的气息。待麦芽一寸来长，母亲便将它们倒出切片，用麻线串起，一挂挂吊在灶屋墙上。那地方，猫蹿不上去，鼠也够不着。

入秋后，糯米蒸得透软，倒入洗净的石臼，浇上滤好的热豆浆。父亲光着膀子踩碓，母亲随着碓起碓落，不停地翻搅臼中的糯米。“咚、咚、咚”，声响沉实，节奏悦耳。直到米与豆浆完全交融、黏稠起泡，才挖出来摊在撒了米粉的簸箕上，用竹筒碾成薄薄一大张，再剪作指头粗细的方块，均匀散开曝晒。秋阳烈，几天工夫就晒得硬挺挺的，这叫“脆子片”。

收完玉米，把青秆砍下，铡成小段，上大木甑蒸。蒸汽凝在甑盖上，滴滴答答落进下头的铁锅。锅中的甜水慢慢熬干，得到黄褐色的玉米糖。做麦芽糖则更费周章，等红薯收了，拣好的洗净，煮烂捣茸，拌入早就磨好的麦芽粉，加水煮开，再用纱布一遍遍过滤。滤清的糖水入锅慢熬，母亲执一柄铜勺，在锅边徐徐搅动，水分熬尽，糖色渐深，化作醇厚的褐色。

进了腊月二十，家家开始炒年货，屋里那口大灶便派上用场。灶膛里硬柴烧得呼呼作响，火焰跃动。母亲将一袋乌黑油亮的河沙倒入铁锅，淋上几滴香油。沙渐热，腾起极淡的青烟。抓一把脆子片撒进去，灰白的小硬块一触热沙，“噗”地膨开，变得圆鼓鼓、白生生，满屋漾开米花的焦香。这便是“脆子丸”。

炒完料，灶火仍旺。母亲将燃着的柴夹到旁边小灶眼，架上中锅，添水加糖，缓缓熬煮，糖水颜色愈来愈深。她用小铁勺舀起些许，看糖稀如一面小旗般垂下，缓缓滴落——这叫“看旗”。旗短则糖嫩，点心易散粘手；旗长则糖老，点心硬如顽石。母亲总能在旗子挂得恰到好处时，将脆子丸倒入锅中，飞快拌匀。脆子丸裹上匀亮的糖衣，宛如金黄玛瑙。再撒一把黑芝麻，金中点墨，叫人馋涎欲滴。

母亲的手艺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常常带着自家的料与糖，聚到我家灶屋来。母亲从不推拒，也不嫌烦。大小灶膛里的火终日燃着，她给东家做一锅，又替西家忙一灶……

看着眼前摄影团队的“长枪短炮”，我急得搓手，不知如何是好。恰巧大嫂来了，见我窘状，问清缘由后说道：“超市有现成的料！”说罢转身便走。不多时提着塑料袋回来，里头装着脆子片、麦芽糖和白糖。大嫂系上蓝布围裙，挽袖进厨，招呼我烧火。摄影记者围住灶台，录像机红灯闪烁。熬糖、看旗、下料、搅匀……大嫂一举一动，与记忆中母亲的身影依稀重叠。新出锅的脆子，金黄酥脆，大家趁热尝了一个，赞不绝口：“趁热吃，果然妙不可言！”

我也取了一块放入口中，脆、香、甜、酥……熟悉的滋味在舌尖化开。就在那一瞬间，某种情绪毫无征兆地漫了上来——是那个味道，却又分明不是。究竟差在哪儿？少了麦芽在檐下轻摇的风致，石臼边父亲滴落的汗水，熬糖时光里漫长的守候与沉淀，黑沙爆炒时呛鼻又温暖的人间烟火，糖稀垂落间母亲凝神屏息留住的那一缕岁月精魂……工序可以复刻，食材可以替代，唯独那经年累月将心意与时光一同熬煮进去的“火候”，那分沉静专注的、近乎虔诚的耐性，再也寻不回了。

屋里笑语喧阗，大家都在称赞这人间美味。我却悄然沉默，喉头涌起一股浓重的酸涩直冲眼眶。终于明白，那随着母亲老去而消散在灶火烟气里的，是一个缓慢、厚重、充满手工温暖与人情和煦的时代，我再也吃不到母亲做的脆子了。

文 | 周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