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波
同治六年十一月初六，一道谕旨自紫禁城发出，快马驰向直隶总督行辕。刘长佑见钦差大臣到来，立即命人在大堂正中设置香案，带着总督衙门的大小官员齐齐跪下。当钦差大臣尖细的嗓门蹦出“刘长佑着即革职”时，他脑海里轰然一声，空白一片。革职原由是沧州盐民张六发动起义，作为直隶总督的刘长佑剿办不力，导致起义军逼近京畿。
消息传到江南，曾国藩在安庆署中久久不语。他提笔给友人写信，字迹比平日凝重许多：“直隶枭匪存者无几，而官相顷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近日厚、霞、筠、沅次第去位，而印渠复继之，吾乡极盛，固难久也，思之悚惕。”不久之前，杨岳斌、刘蓉、郭嵩焘、曾国荃，这些湖南籍将帅，或罢或调，如秋风扫叶。如今，又轮到直隶总督刘长佑。这“悚惕”二字，落在纸上是墨迹，落在心头却是惊雷。
湖南书生自江忠源始，投笔从戎，以战功跻身封疆，最终形成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湖湘政治集团。清朝借助他们渡过危机的同时，新的危机也随之滋生：地方督抚势力膨胀，离心倾向蔓延，“外重内轻”的局面渐渐浮现。一位朝中大员指出：“楚省风气，近日极旺，自曾涤生统帅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嵩焘皆楚人，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籍者，更不可胜数。”自清开国以来，从未有哪一个省份的士人如此密集地占据要津。八旗亲贵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地方的军权、财权、人事权逐渐集中，隐隐有唐代“藩镇割据”之势。
刘长佑在直隶清剿义军、维护治安，主要倚仗楚军，所编练军的将领，也“以南人习战阵者充之”。僧格林沁上疏奏称，刘长佑“专倚南方勇丁，恐一经示弱，日久轻视北方”。对官场微妙不甚敏感的刘长佑，并未意识到朝廷对自己手握重兵的隐忧，在奏疏中据理反驳：“惟自古将臣之用兵，必有旧时部曲。诚以情意素孚，易收指臂之效也。故廉颇思用赵人，戚继光必用浙人，即近来僧格林沁用兵，亦以蒙古马队尤为得力。臣由书生以团练杀贼，谬膺重寄，所以立功，非臣亲党即臣邻里，故不必尽用楚军，不能不酌用楚军。”这番激切的直言，非但未获朝廷理解，反而加重了疑虑。直隶拱卫京畿，若楚军稍有风吹草动，直接威胁皇帝安全，朝廷岂能不高度警惕？于是皇帝谕示：“不惟尽用楚勇，南北风土不能相习，日久非宜。”
刘长佑原奏请募练楚勇五千自成一军，为避嫌疑，不得不将奉调来直隶效力的陈飞熊、李明惠等二千余人陆续裁撤。刘长佑倚重楚军，以及创建直隶练军过程中的某些做法与言辞，引发了朝廷的疑惧。除兵权猜忌之外，还有另一层更隐晦的裂痕，埋藏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里。
权贵恭亲王奕䜣对刘长佑心存芥蒂。同治三年正月十二日，刘长佑蒙同治皇帝召见。这本是无上荣光，亦是地方官巴结朝廷显贵、皇族公卿的良机。别人必会费尽心机，备下金银珍宝、珍稀古玩，结交豪门权贵。刘长佑却毫无此念。入觐前寓居法华寺，有人提醒他，应先拜见恭亲王及军机大臣。刘长佑却说：“从莅官来，未瞻天颜，不敢先拜客也。”这话传到恭亲王耳中，无异于轻慢。
咸丰皇帝葬礼，刘长佑承办山陵大差。按惯例，此时正是孝敬“要津贵人”的良机。可他却偏要为朝廷省钱，桥梁道路、供奉支应，能减则减，能省则省，连恭亲王府也仅送区区二百两，结果被原封不动退了回来，因此为朝廷节减度支八九万两。大学士官文后来点破：“此即公之所以不获如常例得邀殊奖者也。”
用国库的钱给自己铺路都不会。“迟钝”的刘长佑，仿佛永远听不懂官场的弦外之音，看不懂人际的眉眼高低。更致命的分歧，还在洋务。恭亲王主持的总理衙门，致力于与列强“合作”。借师助剿、购买洋枪洋炮、容忍外国公使驻京。在刘长佑看来，这些无异于“用夷变夏”。他多次上奏，主张驱教排洋，对外夷强硬以对。这种理学名臣的固执，在奕䜣眼中，不过是迂阔守旧、不识时务。两人虽无正面冲突，但在洋务派如日中天的年代，一个直隶总督若与总理衙门离心离德，又能立足多久？
与僧格林沁的积怨更深。当年剿灭宋景诗，僧军将领恒龄、苏克金不听约束，导致黎儿庄挫败，却将责任全推给刘长佑“优柔寡断”。直隶步军先行擒获宋景诗部下朱登峰，僧格林沁部下冒领军功，前来索人。刘长佑本可奏明朝廷，却选择了隐忍，将人送出。僧格林沁起初感激，设宴款待，送佩刀、赠良马，可转过脸去，反而更加忌惮：此人如此能忍，岂非更难对付？后来宋景诗漏网，僧格林沁便迁怒于刘长佑，上疏弹劾他“贻误军机”。
这些恩怨纠葛，看似私怨，实则关联着权力格局的剧变。朝廷需要他们时，可以容忍种种“便宜行事”；一旦危机过去，便要开始收拾这些功高震主的汉臣。刘长佑不过是最显眼的目标——直隶总督，疆臣之首，不拿他开刀，拿谁开刀？
革职谕旨下达后不过数日，那支让刘长佑丢官的盐民武装便被全数扑灭。十二月十九日，朝廷又赏还他三品顶戴，命率楚勇回籍。随后东捻荡平，追念前功，再加二品顶戴。刘长佑行抵德州，正遇东捻平定的捷报传来，一番叩首谢恩后，他大概也已明白，这场革职从来不是因为什么“办理无效”，而是朝廷终于等到了一个可以名正言顺换人的机会。
刘长佑的一生，仿佛就是那艘在滹沱河中颠簸的渡船，曾载着清廷渡过无数惊涛骇浪，最终却被弃于岸边的乱石堆中。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宿命。历史记得他的战功，也记得他的罢黜。但比战功和罢黜更值得记住的，或许是他那不合时宜的耿介。在一个需要弯腰的时代，他始终挺直了脊梁；在一个信奉“朝中有人好做官”的官场，他偏要以一己之力，对抗那无处不在的“潜规则”。
这样的人，注定是要被革职的。也正因如此，才值得我们为之叹息。因为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几个这样的人来提醒我们：除了钻营与攀附，这世上还有另一种活法。那活法或许孤单，或许艰难，甚至可能以“失败”告终。但它如暗夜中的孤灯，足以让路过的人看清脚下的路。刘长佑留下的，就是这样一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