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昌英是民国时期知名女作家，我在学生时代对她的印象颇为模糊。十多年前，因工作参与袁昌英纪念园相关事务，后又代表文联多次赴武汉大学文学院，磋商《袁昌英文集》合作出版事宜，前后历时数年。其间，我多次往返她的出生地醴陵市板杉镇耿境坝、工作生活过的武大校园，以及晚年定居地醴陵市骆家坳，走访她的亲朋旧友，翻阅她的文学旧作，感受她的人文情怀。随着对先生了解的加深，她在我心中的形象，也从模糊的文学符号，日渐清晰、丰满起来。

袁昌英出生于官宦之家，其父袁家普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省代省长。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年代，开明的父亲不仅让她自幼入学堂，还送她赴英国留学。

2024年季夏，我远赴英伦参加女儿毕业典礼。活动结束后，为寻访袁昌英先生的留学足迹，次日清晨便从杜伦乘火车前往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列车沿海岸线一路北上，窗外风光旖旎：碧海、蓝天、青青牧场，苏格兰黑脸羊与高地牛自在散落于广袤原野，尖塔高耸的哥特式教堂点缀其间。不到两小时，便抵达目的地。一出车站，司各特纪念碑、爱丁堡城堡、荷里路德宫、圣吉尔斯大教堂等名胜即刻映入眼帘。古城保存完好，恍若置身数百年前的苏格兰王国。穿过热闹的主街，我终于来到了爱丁堡大学。

袁昌英于1916年赴英国伦敦留学，次年入读爱丁堡大学，成为第一位在英国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中国女性。先生主攻西方文学与近代戏剧，是中国较早系统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之一，后在武汉大学主讲希腊悲剧。抚今追昔，往事如烟，不觉已逾百年。旧城古堡依旧典雅，苏格兰风笛声回荡在街巷，那熟悉的旋律，正是贝多芬的《欢乐颂》。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子在校园里自由穿梭，朝气盎然。在明亮的教室、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里，我从他们的身影中，仿佛看见先生当年的求学时光。一位来自东方的女子，焚膏继晷、孜孜不倦、自强不息，终成长为一代文化学者，她的励志故事，永远激励着后来人。先生或许不曾想到，百年后的一个夏日，会有一位来自她故乡的晚辈，远赴她的母校，追寻她的留学印记。我时而漫步在古木蓊郁的花园，聆听海鸟的呼唤；时而伫立在一栋栋老建筑前，轻抚古老斑驳的墙面，久久不愿离去。睹物思人，念及先生的一生，我为她曲折的人生慨叹，更为她卓越的艺术人生自豪！

袁昌英是武汉大学最早一批校聘教授，居住在珞珈山半山腰的教授别墅区，俗称“十八栋”。这里环境清幽、绿树成荫，她与丈夫杨端六在此度过了人生中一段安稳顺遂的时光，养儿育女、传道授业、钻研学问。作为武大知名教授，她深耕讲台，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学生，包括作家叶君健、翻译家孙法理、经济学家张培刚、法学家端木正等。与此同时，她创作了《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山居散墨》等优秀作品，与苏雪林、凌叔华并称“珞珈三女杰”。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战火纷飞中，袁昌英笔耕不辍，完成五幕抗战话剧《饮马长城窟》、十万字学术著作《法国文学》、散文集《行年四十》等力作。其女杨静远在《让庐日记》中，对这段艰苦岁月有详细记述。

1949年，袁昌英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为适应时代需要，年逾半百的她自学俄语，翻译苏联戏剧与文艺理论用于教学。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又历经“文革”，她被迫离开讲台，一位通晓多国语言、备受敬重的知名教授，被交由街道居委会监督，每日打扫卫生。在那个特殊年代，莎士比亚与法兰西文学的讲授失去容身之地，先生晚年连清扫街巷的岗位也难求。

暮年之际，她被当作“五类分子”遣返湖南醴陵农村骆家坳，寄居于堂侄袁星山家中。这不仅是先生个人的凄惨境遇，更是时代的悲剧。从珞珈山回到乡野，身处人生低谷，她仍坚持读书看报、习帖练字，不忘传道授业，招收当地青年农民学习外语，并为简陋居所取名“陋园”。为排遣乡村生活的孤寂，她常托人到供销社买烟——便宜的烟自己抽，好烟留着待客。生命最后岁月，先生一直期盼与儿女团聚，却未能如愿。1973年暮春，先生病逝，葬于屋后山岭，与父亲之墓相邻。作为女儿，她得以永远陪伴父亲；故乡，成为先生永恒的港湾与归宿。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令人欣慰的是，家乡父老从未忘记这片土地孕育的优秀女儿。2017年，醴陵市人民政府建成袁昌英纪念园，立碑塑像、复原旧居，并对外开放，纪念这位近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教育家。她跌宕起伏的人生，一如她钟爱的戏剧，有辉煌也有黑暗，有幸福也有痛苦，而这份跌宕与丰盈，永远属于她自己。

如今，前来纪念园参观的人日渐增多，先生的故事与风骨，正被更多人铭记。每到春暖花开，先生，您可知道：陋园的樱花，与武大珞珈山的樱花，一样温馨，一样芬芳！

文 | 唐青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