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本堂、叙伦堂、陇西堂、三省堂、五礼堂、克复堂……一座座祠堂，既是宗族祭祀祖先肃穆的场所，更是一个个家族的精神堡垒。

初夏五月，应季的石榴花格外热烈，像一团团烈焰燃在枝头。古樟树枝叶间细碎的光影，此起彼落的鸟的鸣叫声，映衬着祠堂的幽静。祠堂前水池淤泥里刚睡醒的藕根，开始萌发新芽。弄巷里的穿堂风，裹挟着温润的草木青涩和些许霉味，空气中飘浮着栀子花和兰花的甜香气息。我们一行走进汝城，惊叹于这里有一座座精美壮观的乡村祠堂。

900多座祠堂，让我想到“家国同构”这样的盛况。时间前推80年，中国乡村的祠堂比比皆是，如今渐次损毁，几近消失，所剩可谓凤毛麟角。一些地方近年时有复建或修缮之举，而像汝城这样一直旧制完好，则是因了斯地不同一般的人文滋养与处事理念之故。

汝城的祠堂并非泥古不化，甚至展现出包容开阔的胸襟，大胆融合外来文化。比如在朱氏总祠，悬挂祠堂之内的那块“世界一家”的牌匾，令我们大开眼界。

这块匾额，据说是朱德亲笔题写的。1927年11月，他亲率南昌起义部队曾驻扎汝城津江村，与当地朱氏宗族结下深厚友谊。待他带着人马开拔时，有乡绅代表邀其题写“朱氏一家”之匾，他谦辞不过，应允下来，但挥毫写下的却是“世界一家”四个字，继而讲了“全世界劳苦大众都是一家”的道理。大家纷纷称许，赶忙制成木匾悬挂在朱氏祠堂。

在金山村叶氏家庙，“敦本堂”中厅木屏风的背面，印满一壁的朱红“报条”。历朝历代，叶氏家族一个个读书人先后获得功名，得以封官加爵。人虽未及衣锦还乡，喜报已先被快马载着送达家乡。为彰显族中荣光，激励后人步其途程，除了举族庆贺，还将“报条”如此这般展示在祠堂最显眼之处。其中一封“湖南永州府道州学正堂”最为抢眼。

汝城的宗祠，大多始于宋，自然让人联想到与周子的关系。那幸被册封“道州学正堂”的叶姓读书人，自是崇拜周子的“铁粉”一枚。到任履职后，他便不时去往濂溪先生祖地的道州濂溪书院虔诚祭拜。理学思想的弘扬传承，就这样形成了完美的闭环。

祠堂可谓乡村社会重要的场所，发挥着慎终追远、耕读传家、聚会议事和惩恶扬善多种功用，还是冠寿婚丧办大事的地方。尽管也夹杂封建糟粕，但毋庸置疑，在调节乡村社会关系、凝聚宗族人心、建构道德伦理、彰显价值观诸方面有积极意义。

1934年红军长征途经汝城延寿官亨村。连日奔波征战，缺粮少食，被村民一一看在眼里。胡四海招呼族人聚集祠堂，倡议为红军筹粮，共筹得105担谷及3头生猪、12只鸡送给红军。急盼军需补给的红军收下村民的粮物，汝城人、红军第三军团司务长叶祖令写下一张“借据”并钤印，硬塞到行保管公粮之责的胡四海手里。

令人感佩的是，胡四海等当事人并没有对外声张此事。直到1996年，这张见证村民大爱的“借据”，在被收藏60余年后才被胡四海后人无意中在家中墙缝里发现。这种发自内心的善良和代代承袭的家国情怀，自然不能说与周子理学和宗祠里的族训家训承载的伦理道德浸染毫不相干。

北宋皇祐二年（1050年），已在繁华之地郴县当了5年县令的周敦颐，复又到隔壁汝城（时称桂阳）任县令。《宋史·周敦颐传》记述：“移郴之桂阳县，治绩尤著。”颇有政声的他，来到地处边徼、穷且乱的汝城，或许遭冷遇。对汝城人来说，却是万幸。

周敦颐到任后依旧励精图治，同时开阐理蕴，著书立说，建构理学思想的基础和框架，被尊崇为“道学宗主”。当地得其思想熏陶的学子，或科举入仕，或留在乡村进阶乡绅，继续恪守以诚立道、五常为本的初心，在祠堂里主理乡村事务，或执鞭从教，以周子理学教化族人。

我在先锋村周氏宗祠，看到堂联有曰：“国勋已见排诸吕，家学曾经授二程”；在金山卢氏家庙，得见两条巷道的门楣上分别书写“义路”“礼门”。至于朱熹手迹仿写的“忠孝廉节”四个大字，大多宗祠内的醒目位置均有呈现。祠堂门口也多凿泮池，广植莲荷。凡此种种，无不明证濂溪书院文化对宗祠文化的绵延介入和深度影响，让儒家伦理终得在乡野民间落地生根，让家族宗祠升华成文化殿堂。

“一夕薰风来解愠。红绡衣薄麦秋寒，绿绮韵低梅雨润。”这原本是苏轼《木兰花令·经旬未识东君信》里的句子。当我在沙洲村一排民房的门楣墙绘上看到“蕙风薰”“梅雨润”这样的题款时，除了心中暗自赞许这些人家的先祖们饱学文雅，我最是歆慕这一方土地被濂溪书院和宗族祠堂传扬的深厚理学文化不动声色地浸润和熏陶。得蕙风拂面、梅雨沁心，这方土地上一众百姓是幸福的。

我们特意去了一趟金凤岭麓濂溪书院里的濂溪祠拜谒，一行人鱼贯前行，掀起一阵小小的风，吹走路旁几株蒲公英头顶絮状绒毛裹着的籽粒。也有一些粘在大伙裤腿上，会不经意被带往各自要去的地方。就像爱莲池里的莲子，当年被移种在一座座宗祠前的泮池里，开出一片芳华。

文 | 何田昌